厄舍屋的倒塌——評Detachment

    他的心是把懸掛的琴，輕輕一撥就叮咚作響。——貝朗瑞

 

                                                              （一）互文的作品

     很少有影片和文學文本能夠以如此的方式精彩互文。我的意思是，看Detachment的過程就宛如看著幾條文本的線索同時演進，相互交織。整個影片引用了多個文學文本，從加繆的名言到喬治·歐威爾的《1984》再到愛·倫坡《厄舍屋的倒塌》。

     影片開頭就引加繆的話，「And never have I felt so deeply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so detached from myself and so present in the same time in the world.」加繆的這句話如同一句明亮的題記貫穿全篇。而影片中間的1984的Doublethink也強化了detachment的意味，只是最精彩的手法，是導演用一個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同質的以教師為主角的故事，道出了作為職業的教師的傷痛，乃至於人生的普遍困境。

    亨利·巴赫特新調到一個學校當代課老師，本來是為了讓那些低於年級課程要求的能力的差生「趕上腳步」，他在教學樓外的路邊抽菸，抽完煙後隨手扔掉菸頭，走向教學樓，一副希望能夠改變什麼（make a difference）的預設和期望；如同愛倫坡小說裡的「我」策馬在山湖岸邊，滿腔安慰朋友的期望，安慰那位陰鬱孤獨，叫厄舍（Usher）的蒼白脆弱，在下一刻就似乎會崩潰的朋友。
    不得不說，艾德里安·布羅迪實在是一個太性格化的演員了，雖然他的很多作品在細微處有不同的感受，但是在大體上，那種憂鬱的性格是亘古不變的。他是那麼憂鬱，那麼哀愁。他徬徨的眼神，他高高的鼻子，他說話的口氣，他落筆的節奏，甚至他上公交刷卡的動作，拿出小本子的聲音，似乎在下一刻就要哭出聲來，燦爛的陽光在他的眼前都失去了顏色。他是《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最好的讀者，卻不知什麼時候也成了一回主人公Usher。看來導演選角實在太合適，我們看看愛倫坡對Usher的外貌描寫吧：「臉色蒼白；眼睛又大又亮，清澈無比；薄薄的嘴唇沒有血色，但唇形十分漂亮；輪廓優雅的希伯來式鼻子，不過鼻孔比希伯來式鼻子要大一些；下巴雖不突出，暗示他意志薄弱，不過卻很精緻；頭髮比蛛絲還要細軟——這些特徵和他異常寬闊的額頭所組成的容貌真令人難忘。」這簡直就是布羅迪的速寫。敏感的，神經質的，傷痛的，被回憶困擾的男人。他對自己班級的學生朗讀愛倫坡的《厄舍屋的倒塌》，正如《厄舍屋的倒塌》中的「我」對著厄舍念蘭斯洛特·坎寧的《瘋子特里斯特》，漂亮的文本結構的嵌套，可惜他們這樣做並沒有讓自己的對象感到一些安慰，相反，更多的陰鬱壓在心頭，如同崩潰的預言。

   Henry："During the whole of a dull, dark, and soundless day in the autumn of the year, when the clouds hung up oppressively low in the heavens, I had been passing alone, on horseback, through a singularly dreary tract of country; and at length found myself, as the shades of the evening drew on, within view of the melancholy House of Usher. I know not how it was—but with the first glimpse of the building, a sense of insufferable gloom pervaded my spirit……I looked upon the scene before me…… the simple landscape features of the domain—Upon the bleak walls……upon the white trunks of decayed trees……with the utter depression of soul……There was an iciness ……A sinking.……A sickening of the heart."

   但最終，他們都沒有能達到自己的預設，亨利·巴赫特沒能拯救自殺的梅瑞達，和破碎墮落被學生遺棄的社區學校；就如「我」沒法拯救僵硬倒下的厄舍，和轟然崩塌被湖水吞沒的厄舍古堡，就如馬爾克斯《百年孤獨》末尾馬貢多被一場風暴吹得無影無蹤。社區學校空無一人，走廊被枯葉填滿，教室也被葉片，碎紙，雜物，東倒西歪的桌椅充斥，亨利·巴赫特坐在教室裡，似乎如同和這個學校一起下沉，沉入混亂的舊物堆里……他最終由安慰厄舍的「我」變為憂鬱的厄舍，手裡還拿著愛倫坡的《厄舍屋的倒塌》。我們很多時候真的沒法make a difference。Sometimes people just die.



 

                                                          （二）文學的教育

   我引用過希利斯·米勒在《文學死了嗎》一書中說的話，他說：「教師，就是惡劣條件下的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文學教師尤其如此，或者，人文學科的教師大抵如此。老師們往往推薦一些書目讓學生閱讀，或者是講授一些選定的作品。可是學生所能理解和得到的東西差別很大。學生的文學學習結果沒法像Detachment這部影片當中學校所放的納粹電影中的士兵一樣，成為整齊的被規定的結果。可是老師們還是願意相信，文學的學習結果是可預期的，我們講授了一篇課文，那麼學生就得到了一篇課文。可是未必如此，我還記得我當年一直很喜歡語文課，而有另外一部份人從來沒有認真上過。文學的東西，即使兩位學生做同一個作業（當然死記硬背的部份除外），比如讀一本書，或者是做一套閱讀題，他們得到的東西，可能相互之間完全不一樣。

  另外，還有一個亨利提出的很實際的問題，讓我一直無法面對："How you supposed to review the man with class literature if they don't believe that you have something meaningful to share?"如果學生對你大喊:不！我們不需要愛倫坡，我們不需要奧威爾，我們不需要加繆、薩特、羅蘭巴特，我們甚至不需要魯迅，不需要老舍不需要莫言不需要馬爾克斯更不需要高行健，我們要的是另外的東西，我們要當歌手，要的是出名，或者許許多多其他跟文學沒有關係的東西。我要怎麼跟他們確定，我花一節課上的戴望舒的《雨巷》對他們來說是「meaningful」的？

   幸好我在這個時候還可以救贖自己，如果我教的是文學理論，我可以以非常多的理由來說服學生，我可以說理論無處不在，我可以引用伊格爾頓的那句話：「敵視理論通常意味著對他人理論的反對，和對自己理論的健忘。」我還可以說：「理論」可以帶給你一種解釋世界的方式，或者是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窗口……可是，不管我給多少理由，我是基於一個前提：這是我所愛和我所信任的思想，而且我樂意分享。而我所慶幸的是我不是也不會去做政治教育了，政治老師才是真正的DOUBLETHINKer，理想和現實，真與假，宣傳與實際之間的兩歧。講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是極度detached的體驗。

  真的難以想像。如果在實在無法讓學生對學科感興趣的時候，也許我能給出的最有力的理由是：我講的東西考試會考。於是我們又墜入了老陷阱之中。

  如果一個學生連這考試也不在乎了呢，我還能有什麼法子對他？徹底失敗了是不是？

  我常常想以後如果真的成為了「老師」，那麼在講文學課的時候可能常常浮現在自己心頭的最大疑問是，如果一篇文章對於學生來說沒有生詞或者生字，那麼我自己能確信我講的東西有意義嗎？或許，說不定我們這一行僅僅是一個教人識字的老師嗎？

  但確實我無法確信自己的話是否真的make sense，就像我現在把自己的感受再整理出來，首先我無法保證到底多少人會認真看（@人倒可以保證師友們來點一下），也無法保證他們看了一定會收穫些什麼。但是我還是寫了，有些時候我想，是不是一切只是因為「我」自己生來表達的慾望太強烈？

  所以我常常覺得自己擔不起作為老師的擔子，師範生的教育類課程上了那麼多，我仍舊覺得，我沒有準備好，真的沒有準備好，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準備好，再給我2年，3年，4年？也許我依然會說No。

  因為我個人就從來沒有覺得那麼多教育類的課程的內容有多少對於我將來上講台是meaningful的，教育學？考得再好也無法掩蓋我們對教育一無所知的事實，我們所熟悉的最多的是理論，而從來不是課堂。即使有那麼一兩門課爽得來讓我飄飄乎忘乎所以（如周宏老師的《教師口語》和莊瑜老師的《學生領導力》），可是我仍然懷疑，這兩門課程到底改變了我多少？我以前愛發寶，現在不也一樣嗎？我以前不怕上講台，現在不也一樣嗎？而我觀察過那些上課不活躍的學生，絕大多數人也沒有因為上過這兩門優秀的課程而對自己做出 多少改變。一門漂亮的課帶給學生最多的僅僅是作為美好的回憶，或者是談資而已。我們回憶起那些打動我們的課程，往往如同回憶起自己在鄉間偶然走過的路邊鋪滿鮮花的小徑。眼前一片斑斕，卻不怎麼想得起那些花兒叫什麼名字了。

  我再回想我在中文系的兩年多日子裡，我時常被深深地打動。被老師授課的方式，言說的姿態……動作，語氣，神情……（忘乎所以如劉太陽的文學理論，丹夢姐的現當代文學；沉迷如范范的後現代英文，方克強老爺子的文學人類學）。但是我也清楚的意識到我被打動最重要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中文系的老師們上課真的具有令所有學生喜歡的魔力。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台下坐著的絕大多數人都是中文系的學生，絕大數人都熱愛文學。如果老師們面對的是一群電子系的學生，估計課堂效果也就那樣。如果學生對課不感興趣，就是蔡劍鋒老師的《哲學概論》，我班也是有人會逃課的。喜歡的理由，總是出自主體的原因，而非喜歡的對象本身，我想就像我愛一個人也許已經並不是因為她真的給了我什麼。而是我一直確信她給了我許多，而且我愛只是因為我本來就愛。理論是灰色的，但是讀理論的人可以是彩色的。雖然，彩色的人真心不多。

 

                                                         （三）從分裂到兩歧；

    Detachment即是脫離，是分裂，是距離，是兩歧。

    梅瑞達，本可以成為一位優秀的藝術家，但是父母並不能能夠理解她。「What a these supposed to be? Your tortured soul? 」她肥胖的身軀模仿耶穌的姿態躺在她自己的作品上，如同一個肥肥的十字架，有著壓迫地板的承重。最終她的生命以一種她自以為也是殉道的方式結束。



   一切只是她的現實無法達到父親的期待與理想，她與父親之間因而有了天然的距離。她本想抱著亨利老師找安慰，可是亨利出於各種考慮還是試圖把她推開，師生之間，怎麼可能沒有距離。那種手勢，帶著一點無奈，不防備，不作為，但骨子裡確實是推開和拒絕的手勢，最終預示著她的靈魂將被推向世界的另一面。

   "I will let you know."這是她自殺之前在視訊里留下的句話，好似賭氣似的。

   於是亨利確然很崩潰。在梅瑞達自殺之前他還跟她說過，「I know it's tough right now, for you,but it's not always gonna be……」但是下一刻她還是自殺了。世上沒有人真正會安慰別人，也沒有辦法阻止別人，fallen apart，零落路旁。

  於是他晚上獨自坐在教室裡，Sara走進來，他對她說：「I am no person. You shouldn't be here. I'm not there. You may see me, but I'm hollow.」

  亨利終於感受到了自身的無力。理想，或者說期望，是一種預設，有這樣預設的人終究會失望。就像我曾經有段時間幼稚地以為自己很強大，幼稚地以為我對一個人好那個人終究會符合我的期望，幼稚地以為我愛一個人只要堅持那個人終究會愛我（如果能把當時那種情感姑且稱作愛的話）。可是每個人的靈魂是脆弱的，終究我們會發現對象的所作所為根本無法預測，甚至就直接朝著我們最不期望的方向發展。作為個體的人撞向又冷硬如大理石的現即時，肉體還是那個肉體，靈魂早就被衝擊得脫離了地面。我們每個人都受過這樣的打擊，那種悶頭一棒的打擊，沉重而痛，似乎要把肉體要壓到泥土裡，但是我們最終卻明白沉重的壓迫感是一種幻覺……現實對你的猛擊是朝著地心引力相反的方向作用的。你的靈魂被一棒打得飛了起來，整個人只剩下空空的軀殼。你的靈魂以為你不在現實中，而且當回過神來的時候，你確實寧願自己不在現實中，寧願detached。

  蔡老師說得很透徹，「靈與肉的矛盾，總是現實的落在人與人的矛盾上。也許你暫時還沒有發現它的來歷。」造成靈與肉分離的原因，仔細想來，總歸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一個人確實地沒法理解另一個人，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沒辦法彌合的。這樣的兩歧使人或多或少地為自己增添了悲劇色彩，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平素裡的沉醉與微笑。

   薩特在《間隔》講：「他人即地獄！」其實他人未必是地獄，因為他人的心，你從未踏進過。真正讓你害怕的，是兩人之間的脫離感，那種猶如如站在深淵兩邊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