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彈著鋼的琴長大

我們彈著鋼的琴長大
                                 ——淺析《鋼的琴》的象徵手法
影片《鋼的琴》講述了一位父親為了挽留女兒而打造一架鋼的琴的事。這個故事看似表現了小人物的奮鬥與父愛（事實上它也做到了），然而本片的細節、人物塑造與視聽語言包涵著更為深刻的內容，以象徵手法，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改革開放後充滿著選擇、改變與矛盾的中國。下面我們就主要從這三個角度進行淺略分析。
首先讓我們發現一個細節——汽車年檢標。上面清楚地寫著1992，這是本片時代背景的說明。1991年末，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瓦解，投入資本主義的懷抱。九十年代初，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初見成效，階級鴻溝加速拉大的時候。這個時候的中國，資本化大大加強，在改革前備受優待的工人階級漸漸被資本大潮打壓地喘不過氣來。意識到這一點，對理解本片主旨有極大幫助。
以王桂林為代表的一干人等均是下崗工人，他們生活的拮據與辛苦是現代工人階級真實的寫照。小菊是一個沾了改革開放之光的幸運女人，這一人物安排尤其體現了工人階級面對新時代的無力。影片開頭是一幅極為對稱的畫面，左為王桂林，又為小菊。王桂林身後是破爛不堪的板棚，而小菊身後則是完好無損的。導演隨即用鏡頭將兩人完全分隔開，顯示了兩人的矛盾與不合。而影片一群工人打造鋼的琴這一事件則很可以理解為是他們努力作出改變來適應新時代的象徵。不管是王桂林說的要「解放思想」，還是淑嫻所唱《跟往事乾杯》，都是這一主旨的明確指示。
這麼說來，本片似乎是一部表達對工人階級的人文關懷的作品。然而張猛導演並非如此，從他更早的作品《耳朵大有福》中就可以看出他善於利用小人物展現大環境。《鋼的琴》則更甚。為什麼呢？讓我們從開場王桂林身上背著的手風琴說起。這一道具使得以王桂林為首工人們與社會主義和過去的文化（即社會主義文化）緊密聯繫起來。
手風琴是以往宣傳小隊、藝術團中最為普遍的樂器，這一歷史來源於中蘇曾經的密切交流。而到了小元的時代，鋼琴卻成了王道。小元學琴的教室裡一邊掛著貝多芬像，一邊掛著聶耳像；王桂林身後一張理察克萊德曼肖像；這正是對這樣一個雜糅、變化的時代的詮釋。影片中有這樣一個畫面，上一半是兩個巨大的工廠煙囪，下面是工人們演奏喪樂。如果說這是一種有力的反諷，表達了對工人命運的哀念，那麼之後喪者家屬對其器樂演奏的否定則將這種哀念的對象寄託給了時代。時代改變了，以往的俄羅斯憂傷旋律被現代品味視為糟粕。一個簡單的道具——手風琴，被注入了象徵的巨大力量。與之具有類似效應的還有煙囪的倒下、KTV中吟詠的紅色歌曲、婚禮樂隊中孤獨的二胡等。影片中有一桌酒瓶的特寫，其上有著一堆啤酒瓶和一隻孤伶伶的白酒瓶。導演只用這一個鏡頭就完美地象徵了隨著時代變化，傳統的事物遭受的種種挑戰與尷尬境地。
然而，結合上文所提，僅僅從文化範疇理解似乎仍然欠缺完整。張猛導演在表現人物面對新時代時，總會聯繫到政治，這在《耳朵大有福》中的毛主席像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改革開放新時代，最重大的便是制度改革。計劃引入市場，引入資本。這個時代的困惑，多半來自對於制度的難以抉擇。所以，我們不妨將王桂林為首的若干人等再上升到一種制度的象徵，畢竟工人階級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最強有力的代表。
那麼王桂林要造鋼琴留住女兒這件事，現在看來，便已經不單單是個人行為。女兒小元這一人物也成了年輕一代的象徵。在他與妻子商量女兒跟誰走問題是，一旁的傳來「我要飛到那遙遠地方望一望」；在說到讓女兒當鋼琴家，來圓自己的夢時，他說「女兒走了我還圓什麼夢」；在勸說工友合作造琴時，他說這是「為了小元不離開我」。這些話語完全可以理解為社會主義對年輕一代的挽留。
如果覺得稍微牽強，還有細節可以支撐這一觀點。比如，在大頭等人追去報仇的電影院，一樓的撞球桌後是一塊巨大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方針大綱；二樓牆上掛著「巴黎革命是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標語。這些政治意味濃厚的符號足以說明問題。加之，相較《耳朵大有福》，本片幾乎沒有任何人物特寫，最多維持在近景，多長鏡頭。導演運用這樣的景別風格使得觀眾只能與人物產生有限的情感互動，這是人物的「個人性」被壓抑，而像徵性與符號性則更易凸顯。
《鋼的琴》中有一個最為出彩的鏡頭，即本片最後一個鏡頭。畫面中間高光處是小元彈著鋼的琴。工人處左，小菊處右，正好與開頭相呼應，而政治上左右的分別也隱喻於其中。鋼琴是西方文明的產物，由於改革開放、社會變遷成為了新時代一種追求，然而這一架琴卻是由改革開放之前工人們煉成的廢鋼重新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架鋼的琴就是當代中國的象徵，它是兩種文化相融合，兩種制度相碰撞的產物。而小元，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每個會思考的中國人都面臨著和她一樣的問題，那就是跟著爸爸還是跟著媽媽，即中國的未來是哪一條道路。導演把這個鏡頭向後拉遠，就是想要觀眾推至自我，進行思考。個人認為，導演並沒有交待小元最終會和誰走，他只是描述了一種狀態，一個現象。但這絲毫不比《讓子彈飛》的敢於預言缺少深度。如果非要說張猛導演有什麼長遠的判斷，我想，影片中一群工人所唱「瓜秧斷了哈密瓜依然香甜，琴師回來都爾塔還會再響」便是最好的概括了。
其實，反映改革開放之困惑的影片一早便有，然而《鋼的琴》靈活地運用象徵手法，以諸多精巧的細節和道具，加之稍稍荒誕、幽默的風格，實為此種類型影片中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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