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事件的份量

在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愈演愈烈的今天，這部有點特殊的奧斯卡最佳影片《逃離德黑蘭》，顯得別有滋味。

之所以說它特殊，是因為這部電影並沒有獲得最佳導演的提名。導演是一部電影的靈魂所在，歷史上大多數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導演也獲得了最佳導演獎。而《逃離德黑蘭》卻連導演提名都沒有，其實側面反映了這部電影的獲獎，並不主要在導演的個人風格和創作力上。其實整部電影看下來，除了幽默感比較突出之外，直觀感受就是很典型的好萊塢驚險片製作。那麼究竟是什麼讓它得獎呢？

首先是結合目前熱點的題材。《逃離德黑蘭》的背景是真實歷史中的伊朗人質危機。伊朗人質危機是美國內外交困的高潮，是總統卡特連任失敗的直接原因。此片上映時，恰逢美帝又一次在中東內外交困（利比亞班加西事件），很會選時機。

伊朗人質危機危機的起因，要追溯到幾十年前。伊朗在中東和伊斯蘭世界都是個很特殊的國家。一是它是什葉派穆斯林，不同於占絕人口大多數的遜尼派。很多時候，同一宗教下互斥異端的仇恨，甚至比對異教徒的仇恨還要高。二是它曾經不是這麼宗教色彩濃厚的國家。在1980年以前，這里長期是一個世俗的君主立憲國家。在1950年代，伊朗人民選舉了世俗但反西方的摩薩台任首相，摩薩台推行的國有化石油資源等政策觸動了西方石油公司的利益，因此英美策劃政變推翻了摩薩台，而讓親英美的國王巴列維掌權。然而已列維並不太爭氣，全面倒向英美，同時生活腐化，揮金如土，還過於激進地推動伊朗全盤西化，並濫用秘密警察來維持統治。人民生活每況愈下，在這個古老國家根深蒂固的宗教勢力的帶動下，憤怒就這樣爆發了，形成了今天這個迥然不同的伊朗。



回到《逃離德黑蘭》。其實這種歷史事件改編的紀實電影有不少，比如反映古巴飛彈危機的《驚爆十三天》，次貸危機的《大而不倒》等等。但與這些帶著濃重電視劇腔調的電視電影相比，本·阿弗萊克操刀的《逃離德黑蘭》更加好萊塢范兒，更加大氣，不再是以對話為主的「純室內戲」，在政治立場方面也盡力客觀。

《逃離德黑蘭》在片頭就交代了巴列維王朝的罪行，以表明伊朗人質危機一定程度上是美國自食惡果。全片的的鏡頭語言也比較中立，比如抗議人群衝入大使館，發生在市集的衝突，街頭用起重機吊死人，披著黑紗的伊朗婦女啃著肯德基雞翅，童工們拼接著被剪碎的文件的畫面表現了激烈的衝突，而加拿大使館的伊朗管家、伊朗文化部的官員、機場工作人員又展現了伊朗人的人性和開明的一面，而不是簡單的妖魔化。大小演員的表演也相當自然，全無美劇裡的做作感。



當然，僅僅有熱點題材也許還不足以把它推向最佳影片的寶座。更為直觀的一點是，影片中好萊塢對化解這場大危機起到了重大作用。一向以標榜英雄主義的好萊塢自己當了回英雄，能不意氣風發的歡呼嗎？而作為好萊塢電影，不做戲劇化加工是不可能的。於是順理成章的，片中來自好萊塢的人物個個魅力四射。



其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幽默的自嘲。這些人的貧嘴到了一定境界，諸如日常問候：
「電影拍得如何？」
「不錯，但目標觀眾不會喜歡。」
「目標觀眾是哪些？」
「長著眼睛的人。」

拉人去伊朗救人時：
「我們將要去你能想像的最恐怖的地方。」
「Universal Studio？」

對於電影導演這一工作的評價：
「你可以一天之內教會一隻恆河猴子當導演。」

對於伊朗人質危機的評價：
「約翰·韋恩才入土六個月，美利堅合眾國已經內外交困成這樣了。」 （約翰·韋恩是縱貫1930-1970年代美國右翼電影的代表人物，以表現強悍英雄主義的西部片和戰爭片見長，他演繹的角色極具男子氣概，是美國強大形象的象徵。）

高水準的貧嘴一向是深得我心的。然而戲劇化的加工也必然有副作用，在影片的高潮，登機逃離那一段明顯的過於好萊塢，連番的最後一分鐘的化險為夷的把戲。人物的表演雖說比電視劇自然，但是為了忠於歷史也沒能添枝加葉，因而顯得臉譜化，並無特別值得回味的形象。

儘管有這些不足，但瑕不掩瑜。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雖然劇情可能未必九曲十八彎，但總是能披上一層厚重感和戲劇張力，尤其是在片尾那些原型人物的照片登場時，你不由得不對這個牛逼的世界肅然起敬。再如《驚爆十三天》，感同身受古巴飛彈危機中，真實的人類命懸一刻的時候，就遠比《獨立日》式的地球毀滅要震撼人心。《逃離德黑蘭》的最大份量就來自於這段並不久遠的真實歷史，雖然並沒有多深刻的剖析背後的社會因素和人性之類，但結合今日美國在中東的挫敗，重溫這段過往的勝利正是人們所需要的，更何況片中的英雄正是好萊塢自己。最佳影片黃袍加身，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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