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山田洋次的《東京家族》

儘量迴避翻拍名作，這是一個成熟導演最基本的認知準則。因為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影迷們，在電影上映前就已經摩拳擦掌準備給影片挑毛病了。

得知山田洋次要拍攝以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為摹本的新作，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先戴上這樣一副有色眼鏡。為什麼當代最好的拍攝家庭題材電影的導演一定要去碰小津安二郎？而用一個新故事來重寫《東京物語》的主題又會怎樣？但是在看試映的過程中，我的有色眼鏡不知不覺消失了，轉而沉入到絕不是對小津安二郎作品的翻拍，而是山田洋次電影所獨有的影像世界裡。

山田洋次當然沒有如實翻拍，卻表現出了《東京物語》的主題。住在瀨戶內的上了年紀的父母，到東京去看自己子女的情節並沒有變，主人公平山周吉（橋爪功 飾）及其他人物，以及人物之間的關係也與前作相同。由此雖然可以認作是翻拍，但在這個電影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出山田洋次自己的想法。

《東京家族》的成功之處我想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六十年前由小津和野田高梧撰寫的劇本，最核心的內容與思想並不顯得陳舊。《東京物語》描寫了當時日本社會的年輕人一窩蜂地擠到東京（一極集中），以夫婦和未婚子女組成的最小單位的家庭逐漸增多的進程（核家族化）。其中所涉及的照顧老人的問題如今變得更加嚴峻。六十年前的日本人和今天一樣，人情淡薄，因此即使是置換成當下的故事，這一命題依然成立。

在此基礎上，現代社會固有的一些問題也很自然地被納入其中。例如年輕人所面臨的臨時雇用問題。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周吉的次子昌次（妻夫木聰 飾）身上。該角色在《東京物語》中，已在戰爭中死去並沒有出現，而在山田洋次的版本中，則成為活著的當下年輕人的代表。

昌次從事舞台美術的工作，因為不是正式員工，生活很不穩定。沒有成為正式員工，在周吉看來就是無所事事地混日子，並責備兒子不要什麼都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出生在日本高度成長期的父親，把年輕人的困境簡單地歸結為不努力，影片也由此呈現出不同世代之間的隔膜與代溝。

與《東京物語》相比，《東京家族》中的出場人物多少顯得有點威嚴不足。笠智眾飾演的周吉總是顯得那麼泰然自若，而橋爪功版的周吉雖說不上是無用之人，卻扛不住老友（小林稔侍的表現非常出色）相勸，稀里糊塗地喝得爛醉，在女兒的美容院裡又吐得一塌糊塗，醜態畢現。相比於笠智眾，也許橋爪功版的周吉更能引起當代人的共鳴。

把戰後初期的故事置換到當代，影片特別注意普通人格局與器量變小這一現實。不論是政治家、企業家還是教師，當下的日本人總是給人以威嚴不足的感覺。當然換一個角度看，權威的喪失意味著平等觀念的推進，因此也未見得是壞事。

另外，六十年前的人們有著深刻的戰爭體驗，他們都是趟過生死邊緣的人。這種差別是無法忽略的。很多昭和故事的當下翻拍之所以不夠好，要嘛是因為把原有人物的大格局原封不動地移入現代故事中，要嘛是以當下演員的小格局去強行表現當時人物的威嚴。

《東京家族》與《東京物語》的最大區別，是在觀影結束後留給人們的感受。《東京物語》以周吉回到瀨戶內的家中落幕，世事無常的悲涼感油然而生。而《東京家族》雖以相似的情境收場，卻散發出一種積極樂觀的基調。

或許這正是源於小津安二郎與山田洋次作為導演的氣質的不同。小津在戰後拍攝的作品，大都與《東京物語》相似，表現出一種通透、達觀的情感色彩。與此相比，山田洋次的電影，諸如《男人的苦》（《寅次郎的故事》）系列，總是能帶領觀眾進入一種愉悅的情境。即使是拍攝於1970年的代表作《家族》，雖然描寫的是一個普通的貧苦家庭，在遷徙途中所經歷的諸如幼女離世等各種磨難，卻仍然在末尾注入一絲光亮，帶給觀眾些許的寬慰。

與小津時刻呈現出藝術的高蹈與超脫不同，山田洋次寧願犧牲一點藝術性而選取觀眾更願意接受的方式。例如影片中母親臨終的場面，就更偏向於對家庭情感的溫情描繪。或許在山田洋次看來，這才是觀眾想要看到的。

兩個關係親近的人並排朝著同一方向遠望，對話時兩個正對面的人鏡頭正反切換，這些小津標誌性的電影語言在本片中隨處可見，但獨屬於山田洋次的風格與創意依然在全片中彰顯無遺。所以，影迷們的有色眼鏡一說應可不必擔心了。


《電影旬報》2013年1月下旬號
文：石飛德樹，《朝日新聞》記者，電影評論者，著有「名古屋で書いた映畫評150本」。

註：本文並未給出太多創見性的觀點，只是驗證了小津安二郎與山田洋次在導演氣質與風格上的差異與融合，以及山田洋次的這次實驗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