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兇手M》，永不消失的口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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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手M》或者是《可詛咒的人》，又或者是《兇手就在我們中間》，《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Fritz Lang's M》、《M - Eine Stadt sucht einen Mörder》、《M - Mörder unter uns》……不同的電影翻譯指向一個共同的符號：M，大寫的M，影子的M，犯罪的M，M是小販塗在手掌上的記號，M是印在兇手肩上的符號，只擦去了一半卻永遠無法清除，M是以法律的名義受到制裁，還是以人民的名義受到懲罰？

在這無休止的疑問中，只有那口哨聲一直響徹在街上，宛如遊戲，被消解了。就像影片一開始那些孩子們圍在一起玩的遊戲，他們唱著那首歌：「他帶著刀，把你切成碎片，然後你出局了。」歌聲在小區里飄蕩，這是可怕的歌，「該死的旋律」，在這歌聲中是長長的樓梯，無聲的窒息壓抑過來，母親對著窗外叫「愛思」，小女孩沒有回來，只有死一般的樓梯，和沒有人玩的皮球，以及斷了線的氣球。女孩愛思貝克曼失蹤了，永不回來了，就像這個城市那些已經失蹤的8個孩子一樣，被口哨聲帶走了。

留下的只有那個恐怖的黑影，戴著禮帽，而且禮貌地和愛思貝克曼講話，背影留在「懸賞一萬馬克」的通緝海報上，口哨聲留在街頭譜賣氣球的盲老人耳中。恐怖的黑影和歡快的口哨聲組合在一起，這裡沒有遊戲，只有死亡。兇手是誰，誰是兇手？從遊戲開始，是不是要從遊戲結束？「糖果、玩具乃至蘋果，將生活引向終點。」這是可怕的日子，似乎街上隨時都有兇手出現，「坐在你身邊的人可能就是兇手」，和小孩在一起的陌生人被懷疑是兇手；在酒吧裡的客人被懷疑是兇手，他們一個個被帶走接受調查，他們似乎一個個都有污點和被質疑的可能。
 
當所有人都被懷疑，殺人事件就彷彿變成了集體性行為，而個體被隱匿了。警察局出動了大量的警力，在每個犯罪現場取證搜索，他們發現了皺了的糖果紙，但一無所獲；他們搜查了兩公里之內的所有咖啡館，但一無所獲；他們一週只睡十二小時，但一無所獲；他們抓走了兩車嫌疑人員，但一無所獲；他們總共發現了1500條線索，「可以裝進60本書」，但一無所獲。

眾多的警力，眾多的線索，眾多的懷疑，但似乎越來越走向反面，越來越沒有價值，目擊證人為兇手是否帶紅帽子還是綠帽子爭論不休，他們甚至用「三文治占卜」來推斷兇手，一切似乎陷入遊戲的困局，但是口哨聲依舊響起，兇手在別處。而且可怕的是，兇手還正大光明、膽大妄為地給報館寫信，信里說：「但是我還沒有做夠。」這是無休止的恐懼，這是無休止的瘋狂，警察從兇手的公開信查找指紋，對照筆跡，分析出兇手不連續的字跡表明是無生氣的性格，從而得出兇手是一個瘋子。他們從監獄、瘋人院尋找線索，被治療又被釋放的病人成了懷疑對象，他們裝扮成乞丐，他們跟蹤每個孩子，他們甚至蹲點在懷疑對象的家裡，查找光滑的桌子、廢棄的垃圾桶，以及窗台上的鉛筆碎屑，但是這些行動並不能獲取最有價值的線索，這一切襯托著警察的無能。

而在警察的另一面，黑道也出手了，因為兇手影響了他們的生意。兇手又一次出現在街上，又引誘著一個小女孩，他還是吹起了可怕的口哨，而這次發現的不是警察密佈在街上的那些乞丐，是那個賣氣球的盲老人聽到了這哨聲，然後小販跟蹤，他用M在兇手衣服上做了記號，而行跡暴露的兇手最終擺脫了警察雇來的乞丐的追蹤，逃進了商業大樓。而這次得到消息的不是警察，而是黑道。他們闖進了兇手躲著的商業大廈，包圍了所有的出口，並且通過打昏警衛、破壞大樓，終於找到了藏匿在閣樓裡的兇手，等警察趕到，人去樓空，只有撬天花板而沒有逃走的法蘭茲留在現場。警察抓住了這唯一的線索，對兇手M的追查變成了對法蘭茲的審問，當卡爾曼督查聽到法蘭茲說「找到那小孩的殺手」時，叼在嘴裡的煙突然掉落下來，卡爾曼像一尊木偶，站在那裡半天沒有發出聲音，那是一種新的恐懼？在警察大肆搜捕而一無所獲的結局面前，兇手卻被黑道的人抓走了，這是不是對法律無能的絕好諷刺？他用水沖了頭以讓自己從這個驚人消息中回過神來。

曾經的自大，傲慢，以及對抓獲兇手的絕對把握，這是警察為代表的法律的生動寫照，那時，卡爾曼督察坐在辦公室裡，吸著煙，打著電話匯報搜捕進程，那是一個諷刺的仰拍鏡頭，和開始時小孩子的玩遊戲時的俯拍形成強烈對比，一個是恐懼的現實，一個是法律制度下的理想，「以法律之名」和「以人民之名」的強烈對比。更強烈對比的還有最後的審判。兇手被黑道帶到了老肯茲和立維酒廠，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們齊聚一堂，實行了他們對兇手的審判。這是一個諷喻，那些人或者身上都帶著對現實的不滿，或者都有犯罪的前科，都有過被法律制裁的經歷，但是現在他們站在了法律的另一面，他們高高在上面對一個殺人兇手，他們是審判者，他們在自己的法庭上掌握著對另一個個體的生殺大權，他們甚至為兇手叫來了辯護律師。他們叫著「殺了他！」當兇手的辯護律師說要交給警察，通過法院判決的時候，他們都笑了。

兇手聲嘶力竭，他說自己一直有著恐懼，在街上被跟蹤，隨時可能被殺害，這種無盡的痛苦面前，他不能阻止自己，「除了我做那事」，他才能平息心中的恐懼，沒有人知道他內心的哭泣，殺人才能消除這種痛苦。兇手是個瘋子，是個病人，在大街上精神萎靡，瞌睡連連，只要他看到小孩出現就會重振精神，眼睛裡發出興奮的光芒，伴隨而來的便是那歡快的口哨聲。兇手並不是懺悔，而是說出了自己內心的恐懼。那些審判者說，他犯了謀殺罪，連自己都判決了自己的死刑，那結局就只有一條：殺了他。而辯護人發言了，他說，被告在不可抗拒的衝動下犯了罪，所以不該被判處死刑，沒有人會因為忍不住的事情而受懲罰，沒有人能夠把一個不能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殺死，「這個國家不行，你們當然也不行」而對於兇手，應該把他送進醫院，而不是監獄或者絞刑架。

兇手變成了病人，懲罰變成了醫治，這是不是代表著法律？而在這個私設的法庭上，審判者都曾經是法律的受害者，而當面對同為殺人罪犯的時候，他們卻代表了另一種正義，黑幫老大說，如果當成病人被醫治，然後又被釋放，然後又去殺小孩，然後又被抓，如此循環，沒完沒了，那麼兇手就永遠不會受到制裁和懲罰。而不管是黑幫的審判，還是所謂的辯護人，他們不休止的爭論中，沒有警察，就像搜捕兇手的那個過程一樣，警察所代表的法律是缺失的，甚至是走向另一條路，而當最後警察趕到老肯茲和立維酒廠裡的審判現場時，那些站在法律對面，聲稱警察是笨蛋的審判者舉起了手，「以法律之名」，一雙手伸向了那個顫抖著的兇手，法律回歸，而兇手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庇護。

誰是兇手，似乎並沒有懸念，而懸念似乎只在警察那邊，在沒完沒了的搜查取證中，那些無辜的人倒成了嫌犯，警察讓社會陷入了新的恐懼，這種恐懼和兇手並沒有直接關係，而對於兇手來說，是完全充滿了遊戲意義，他是個精神病患者，他是個瘋子，他消除自我恐懼的唯一辦法便是口哨，以及與歡快的口哨聲一起的孩子、糖果、氣球，這是他消除自我痛苦的唯一辦法。這是對法律的挑釁，還是對自我的拯救？而警察為代表的法律卻永遠在現場之外，在兇手之外，甚至在恐懼之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發現真正的兇手是一個看不見的盲老人，在兇手肩上印上大寫M的是一個小販，他們和警察無關，和法律無關。而那些黑道裡的人，更在法律之外，或者說，他們對兇手的審判完全是拋棄所謂的法律，在自足的老肯茲和立維酒廠里完成了審判。

但是法律還在那裡，警察還在那裡，面對警察他們還是舉起了投降的手，「以法律的名義」又將兇手帶向一個未知的世界。而最後真正法庭的審判只有短短40秒，三個哭泣的母親坐著，她們說：「以人民之名，這不會把受害者帶回來，我們要多點關心自己的小孩，你也要。」以人民之名去關心孩子，這是不是對於「以法律之名」的又一次解構？電影結束，她們的聲音留在那裡，從此人人自危，還是對司法無力的譴責？

大寫的M並沒有從兇手的衣服上擦去，這是一個符號，從小販的手掌上印上去，像一面鏡子刻在那個時時露出驚恐表情的兇手身上，街上所有人都處在對兇手殺人的恐懼中，那麼兇手的恐懼又在哪裡？「以法律之名」和「以人民之名」是兩種恐懼，似乎每個人的內心都有擺脫不了的痛苦，殺人只不過是他消除社會恐懼的一種手段，但是這種手段的悖論在於，他將製造更多的恐懼。口哨聲本來是歡快的，但是那是格里格的《皮爾金特》，《皮爾金特》是格里格為易卜生的同名詩劇寫的配樂，就講了一個病態地沉溺於幻想的角色，最終成為犧牲品。

大寫的M刻在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