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謊言上癮」 非虛構電影《殺戮表演》——轉自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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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瓦爾·岡戈」這個名字至今被蘇門答臘家長們用來嚇唬不聽話的孩子。

他是非虛構電影《殺戮表演》的主角，他演的是1965年的自己——當年在印尼屠殺「共產主義者」的劊子手之一，也是最有名的一個。

安瓦爾·岡戈樂於複述並「表演」當年的屠戮，他和其他劊子手從來沒有被審判過，反而是倖存者與死難者的後人，至今不敢在公開場合談論那段往事。

「剛開始我們把他們打死，就在這兒。」安瓦爾·岡戈站在一幢低矮樓房的露台，指著面積並不大的地面說：「但血太多，清理的時候太難聞了。我們發明了這個。」他拾起一根短木棍，木棍中央拴了根長鐵絲，鐵絲的另一頭繫在露台上立著的鐵管上。陪著他的男子在鐵管一旁坐下來，扮演囚犯，雙手背在身後像被捆住。安瓦爾在他脖子上繞一圈鐵絲，抓住木棍作勢用力拉，男子的頭垂下來，「又快，又不流血」。

安瓦爾年過七十，身材瘦削，滿頭白色捲髮讓人想起納爾遜·曼德拉。但在印度尼西亞北蘇門答臘省，幾十年來他令人談虎色變，家中長輩都會用安瓦爾的名字來嚇唬不肯乖乖睡覺的小孩。

1965年至1966年，印尼軍隊將領蘇哈托組織的反共清洗中，一百萬印尼共產黨、華人、左派人士、知識階層被扣上「共產主義者」的帽子投入集中營，遭到屠殺。在北蘇門答臘省省府棉蘭附近的一條河邊，每天晚上都有成卡車的「共產黨」被拉來，軍隊並不自己動手殺人，任務交給從社會上召集的流氓。安瓦爾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奪命逾千。

美國紀錄片作者喬舒亞·奧本海默2001年在印尼拍攝一部影片時，偶然接觸到1965年印尼屠殺百萬共產黨、左派人士的歷史。讓他驚訝的是這場殺死一百萬人的滅絕行動，在近半個世紀後仍然沒有審判，沒有遇難者紀念碑，沒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當年的劊子手今天仍然是當地的狠角色，樂於吹噓自己當年的兇殘行徑；而倖存者與死難者的後人，根本不敢在公開場合談論那段往事。

奧本海默用七年時間拍攝製作了「非虛構電影」《殺戮表演》。在北蘇門答臘，他採訪拍攝了能找到的每一個當年的殺人者。安瓦爾是奧本海默遇到的第41個，他成了影片的主角。

2013年2月9日，這部丹麥、挪威和英國聯合出品的影片在6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電影大觀」單元展映。一週後，在這個單元的紀錄片類別，《殺戮表演》獲得了完全由觀眾投票選出的觀眾大獎。

「我一眨眼，他們就得死」

2001年，奧本海默第一次到印尼，拍攝一家英屬種植園工人嘗試組織工會以爭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漸漸地，他發現組建工會最大的障礙不是別的，而是恐懼——1965年之前，種植業曾有過一個很好很強大的工會。但在1965年9月，所有工會成員都被定為共產黨或共產黨的支持者，要嘛殺掉，要嘛關進集中營。

奧本海默想多和工人們聊聊那段歷史，卻發現他們連談這個話題都怕。他們壓低嗓音，悄悄指著某幢鄰家的房子說，就是那家的人，殺了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或叔父姨媽。

當年的劊子手仍然住在這個村子，而且他們的子女親屬都是地方上有實權的人。工人告訴奧本海默，要講那段故事，得去找當年的殺人者，他們願意說。

「我拿了攝影機到那房子外邊，假裝在拍鄉村風土，希望那個人正好到花園來，看見我，能請我進去聊。」奧本海默說，事情還真就那樣發生了。在奧本海默和他的鏡頭前，那人很快開始吹噓自己當年怎麼殺人，當著自己孫女的面。

「我心裡全是問號：他怎麼看他孫女？他想讓孫女怎麼看他？他怎麼看我？他想讓我怎麼看他？他怎麼看自己？他希望世人怎麼看他？」奧本海默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拍攝清洗運動倖存者的時候，阻礙重重。一次，拍一群前政治犯排練一首爪哇民歌，唱當年集中營的日子——他們被迫為英屬種植園干苦力，每天夜裡都會有一些工友被拉到行刑隊殺掉。警察很快來了，威脅說要抓人。

有時候是村長帶著武裝人員，告訴攝製組說他們沒有拍攝許可。或是一家致力於為「1965~1966遇難者恢復名譽」的NGO現身，號稱這是他們的地盤。「後來我們造訪這個NGO的辦公室，發現它的領導正是當年這個地區的頭號劊子手，是安瓦爾的朋友。辦公室裡的職員，看上去像是軍方情報人員。」奧本海默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然而，當攝製組把目標轉向當年的行刑人，事情一下子變得順利異常。警察護送他們去當年的屠殺地點；在公共場所拍攝時，軍官會派士兵把圍觀群眾攔在一定範圍之外，以免干擾現場收音。

奧本海默拍攝了每一個能找到的行刑人。遇到安瓦爾·岡戈之前，他已經拍了40人。他發現這些人並不是好的採訪對象。「他們都不明白什麼是紀錄片，也不懂得提供嚴謹準確的證詞。證詞通常來自失勢的人，而他們過去的作為，給他們帶來歌頌。我認為當行兇者獲勝，擁有權力並且可以書寫自己的歷史，你不會聽到證詞，只會聽到誇張的表演。」

比如報紙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他當年負責收集情報和審訊，受審者是不是共產黨，他說了算。「作為新聞工作者，我的任務就是讓人恨他們（共產黨），」他在鏡頭前輕描淡寫，「我幹嘛要干殺人那種髒活？我一眨眼，他們就得死！」

「殺人的時候不可能穿白褲子」

奧本海默乾脆給他們徹底的表演自由。他讓安瓦爾和手下、朋友用自己演電影的方式，重現他們當年刑訊和殺人的情形，最後放進他的紀錄片，隨便他們喜歡拍什麼類型。「我的問題是：他們怎麼看自己？他們希望別人怎麼看他們？更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把自己放在舞台上。」奧本海默說。

1965年之前，安瓦爾是當地電影院門口的地痞，他們囤積好萊塢電影的票子倒賣獲利，自己也愛看那些電影。但印尼共產黨和左派抵制美國電影進口，這可砸了安瓦爾他們的飯碗。但他很快有了新飯碗：進行刑隊，殺他正恨著的那種人。

今天，安瓦爾還是職業流氓。他替政客召集地痞，賄買選票，洗劫政敵的辦公室，帶著地痞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然後他們來開種植園。他的手下赫爾曼是新一代流氓，影片中，在旁人的鼓動下，赫爾曼還參加了議員選舉。「要是能進建設委員會，我就能從每個人那兒收錢。」赫爾曼面對鏡頭設想未來的生意經，「比如說一個房子比設計的小了10厘米，我可以下令，拆掉！他們就會說：別往上報，這些錢您收著。哪怕房子蓋得一點不差，我嚇唬嚇唬，他們也得給錢。一個街區10個樓，每個要是收一萬美金，算算吧。」

但他們真的是愛電影、在意自己演的電影。奧本海默把場景重現的素材回放給他們看，起初還擔心他們覺得自己顯得太兇殘，但安瓦爾關心的是：自己應該把頭髮染黑；應該穿牛仔褲，因為殺人的時候不可能穿白褲子。去理髮店染頭髮的時候，安瓦爾對著鏡頭回憶馬龍·白蘭度、約翰·韋恩的電影，他說用鐵絲勒死人的法子就是從美國黑幫片裡學來的。

「人們為什麼看詹姆斯·龐德，是要看動作；為什麼要看納粹電影，就是要看權力和暴虐。」安瓦爾對奧本海默發表著自己的高論，「這個我們也能拍，還能拍得更暴虐。我可是真幹過的。」

「好多人問我，是否在說暴力電影導致暴力？我的回答絕對否定。安瓦爾之前我拍的40個行刑人，起碼有30個，就是從小村子出來，跟著軍隊去砍人頭，沒有電影教過他們怎麼殺人，他們就能殺得很在行。」奧本海默說。

他認為電影的娛樂和逃避功能才是問題所在。世界分成好人和壞人，是「星球大戰」式的道德設定，那是假的。「當我們說，我們是好人，你們是壞人的時候，就是在逃避責任。其實誰都知道痛苦的事實：你們是人，我們也是人。」

但安瓦爾們，需要不斷得到確認：自己殺的是壞人。奧本海預設為在那場屠殺中，從行刑人到最高首領，沒有誰是為了意識形態去殺人。蘇哈托發動反共清洗，因為他要權力；軍隊將領為蘇哈托執行滅絕行動，因為他們也想要權力；安瓦爾他們替軍隊動手殺人，因為他們要錢要權，他們也確實得到了。

「殺戮一旦開始，很好，我們需要那種宣傳，讓我們能面對自己，能繼續殺下去，所以才有了意識形態。」奧本海默說：「我不是殺人專家，但我認為意識形態從來就是找藉口，而人類彼此傷害的原因只有自私。殺人者當然知道那些宣傳是謊言，但這能讓他們感覺舒服一點。他們知道事實，但寧願相信謊言，他們需要這個謊言，他們對謊言上癮了。」

「我們才更狠」

安瓦爾去機場接來了老朋友阿迪，當年自己所在行刑隊的隊長。阿迪也參與了安瓦爾的扮演拍攝，兩人化了重妝，滿臉傷口血跡，演一場審訊。

如果說安瓦爾還時不時在鏡頭中顯露出某種猶疑和茫然，阿迪顯然是更堅定地信仰著叢林法則。他若無其事地講述當年他怎樣殺了自己華裔女友的父親。他惟一不同意政府的，是政府在宣傳里把共產黨形容成兇殘無比，「那不對，我們才更狠！」

「殺人是你能犯的最重的罪，所以關鍵是找到辦法讓自己不覺得愧疚。全靠找到正確的理由。」阿迪在奧本海默的鏡頭裡闡述自己的哲學，「要是有人叫我去殺人，只要回報合適，我當然會去。從某個角度講這也沒什麼錯，這種觀點我們必須相信。小布希當政的時候，關塔那摩（戰俘營）就是對的，薩達姆就是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現在就都錯了。所謂『戰爭罪』是贏家來定義的。我贏了我說了算。」

他似乎有點懷疑奧本海默拍片的動機，對鏡頭討論起「真相」的意義：「不是揭開什麼真相都有好處，比如重提這個案子。就算你找到的都是真相，也沒什麼好。」

「但對一百萬死者的家人，公開真相是好的。」奧本海默說。

「好吧，那你應該從人間第一樁謀殺開始查，該隱殺亞伯。幹嘛只盯著殺共產黨？美國人還殺印第安人呢。我看，重新搞這樁案子就是宣戰。要是世界想接著打，我可是準備好了。」

「我不能說我是想探尋惡的本質，我不能袒露我的道德評判。」南方週末記者問奧本海默，怎樣向這些殺人者解釋拍片動機時，他說：「但我可以說，你們做過一件很大的事，對社會和你們自己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我想拍這件事對你，對你身邊人的意義是什麼。我可以很直接地用殺人、處決、屠殺這些字眼，因為他們自己就這麼說。」

「共產黨」在當下印尼，仍然是人人避猶不及的字眼，而「流氓」則幾乎是褒義詞。影片裡印尼副總統對準軍事組織「五戒青年團（Pancasila Youth）」演講時說：「『流氓』這個詞，是從英文Free men（自由人）來的。流氓想要行為自由，哪怕他們做的事情不對，但只要我們會跟他們打交道，那只需要引導他們就對了。」

當年的行刑者，安瓦爾的朋友，現在有不少是青年團頭目。在場面最大的一次重演拍攝里，動用了幾十個穿橙色迷彩制服的青年團員，情節是洗劫一處村莊。負責的青年團頭目半路叫停，像個真正的導演，他訓斥團員們「不夠野蠻」，要他們在鏡頭前拿出青年團真正的氣質來。

安瓦爾的手下去華人區商舖收「保護費」，奧本海默也跟著拍下來：流氓們理直氣壯，說是政黨要開大會，給少了還不幹。華裔店主敢怒不敢言。

「那當然是非法的，但他們知道自己逍遙法外，沒人動得了他們。他們也沒覺得我在批判他們。」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些一般流氓都會覺得上不得檯面的事，他們卻一點不介意攝影機。

這位哈佛大學和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畢業的紀錄片導演，於是相當於跟著北蘇門答臘省的黑幫去搶劫了幾趟。奧本海默很糾結：「我非常難受，我想那些店主會覺得，這幫人現在勢力太大了，都有自己的電視報導組了。我遠遠地在後邊晃，讓攝製組在前面跟拍；黑幫走了，我留在最後向那些店主解釋：抱歉，嚇著你了，我不是給他們做事，我拍這個是為了揭露他們。」

即便這樣，奧本海默還是擔心自己會給這些店主帶來麻煩，因為他們也參與了曝光，雖然是被動的。「我也和攝製組討論，要不要拍這種場面，每個人都說你應該拍，因為從來沒人拍過，應該曝光。我們藉此也表現了華人社區當年遭受的恐懼，至今仍在繼續，而黑錢仍是今天黑幫政治的收入來源。」

吃人筵席上的賓客

一個夜晚，安瓦爾和阿迪在海邊釣魚，安瓦爾終於說起自己的夢魘。他越來越經常地，夢到他當年勒死那些人的眼睛在瞪著他。阿迪叫他去看精神科醫生。

安瓦爾格外需要慰藉。除了黑幫片和西部片，他還「導演」了歌舞片的段落。有一場戲是在青山間瀑布前，仙女身姿搖曳，安瓦爾站在最高處。身旁兩個男子演的是當年被他殺死的人，他們從脖子上摘下亮閃閃的鐵絲圈扔掉，掏出一枚金燦燦大獎章，掛上安瓦爾的脖子，一邊頌唱：「我們千恩萬謝，你送我們進了天堂。」

《殺戮表演》里最詩意的場景也是安瓦爾的歌舞片。海邊綠地，一條巨大鱸魚嘴裡，緩緩走出曼妙的舞女。「他喜歡Peggy Lee的『Is That All There Is』，很失意的歌。」奧本海默說，安瓦爾一直比較失意，他沒能進入權力頂層。他當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權重，而安瓦爾太誠實了。他對當年事件的感受和懷疑太呼之欲出，他從來無法完成一次連貫的、有說服力的政治演說，因為那都是謊言，他說謊說不好。

奧本海默帶安瓦爾開著車到處看景，發現了這條大魚。那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建的一家海鮮飯店，後來破產了。「四層樓高的大魚是人類幻想和敘事的怪誕產物，它的存在代表了人類的幻想，就像有的幻想引導我們去殺戮，並在殺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權。這種幻想並沒有消失。大魚是一個比喻，比喻我們某種可悲的、頑固的愚蠢和瘋狂。」

奧本海默願意把《殺戮表演》稱為「非虛構電影」，而不是紀錄片，因為除了觀察和採訪，他還說了一件事：讓拍攝對象去完成。影片最終是他和紀錄對像一起「拍攝」的。他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旁觀式紀錄片，「你在拍一個現實，假裝成自己不在場的樣子，那就是虛構；你讓拍攝對象假裝你和你的攝影機不存在，那他們就是在表演。」

他索性把這種「表演」做徹底，這為影片帶來許多不同尋常的效果。

在柏林電影節，奧本海默接受了許多採訪，有人用iPad來錄音。這又勾起了他的思考：「生產這些iPad的工廠里，工人宿舍的陽台外邊拉著防護網，這樣他們就不能跳樓。這是為什麼？因為有像安瓦爾或他朋友那樣的人，讓這些工人害怕，不敢去爭取更好的工作待遇。我們身上的每件衣服都帶著工人受的苦，你必須靠別人受苦來過自己的日子，這很悲傷。但我們又不想去解決這些現實問題，怎麼辦呢？我們就反覆告訴自己，我是好人，世界上其他的都是壞人。但事實是我們都是人。」

他希望自己電影的觀眾會把安瓦爾看作最壞的惡魔，然後回頭想想，那我們又是什麼？「我想人們看完這電影會覺得，天哪，我們是吃人筵席上的賓客，我們並沒有像安瓦爾和他朋友那樣去殺人，但我們坐在桌邊。這種發現是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