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悲慘世界聆聽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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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終，在電影院最後一排的昏暗角落裡淚眼模糊。彷彿某個陰雨的冬日下午，置身溫暖黯淡猶如子宮的小教堂。老舊舒適的長椅，快要燃盡的幾排蠟燭，在斑駁潮濕的牆壁上投下舞動的影子。零星幾人，跪在禱告墊子上，面向祭壇上方的聖母像，閉著眼，嘴裡唸唸有詞。

好安靜，繃緊的精神突然垮下來。心知得到無名力量寬恕鼓勵，想如釋重負地痛哭，想被擁住沉沉睡去。人，大多時候遵循本能，向下謀生，有時也需仰望星空，聆聽聖歌。

最愛雨果，自少時便給我人文的眼睛。

林達在《帶一本書去巴黎》里予他許是文學家能被冠以的最高褒獎：「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國人面前」；「不是因為有了拿破崙，而是因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國才得救了「 。

觀影歸來，找出原著，找出《九三年》，找出《巴黎聖母院》。溫柔燈光下靜靜地翻。他的主人公，永遠是不被階級、身份、道德標籤的弱者。你我他，不復面目模糊人群里一個。
　　
《悲慘世界》里，主人公十九年煉獄，正是榮光鼎盛的拿破崙時期，大革命高潮已過，資產階級開闢的新時代之初，社會下層苦難已現。其出獄，值滑鐵盧之役後波旁復辟；至街壘鬥爭代表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歷史車輪已滑向七月王朝。法國十九世紀上半期反覆曲折的社會歷史，將整整一代人置於徬徨求索與心靈掙扎中。

雨果的政治思想也經歷了由保王主義、於君主立憲與共和間搖擺，至流亡時期完成《悲》，已不再宣揚仁愛萬能和階級調和，成為堅定的共和主義者。他筆下的大革命常是矛盾的。《九三年》里他一面痛斥舊制度的殘酷和不公，一面憂心大革命的恐怖和失控。

複雜現實是雨果也無力解決的悖論。他同情和悲憫的，是被拋入大時代苦苦沉浮的每一個鮮活個體。他們來不及接受理性和文明的充分訓練，便要面對急劇的世事變遷。匱乏和焦慮撕裂了自我，扭曲制度和壓迫環境下，人人都是施害者，也都是受害者，比如《悲》中的警察。
　　
回到劇中，或可理解人之悲慘，在於生來便打下時代烙印；如何疲於奔命，也走不出生命被侷限的短暫時間。於是信仰，悲憫自身以外，及身前身後更皓博存在，許成惟一救贖。平等，是指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是指生於悲苦也好，生於罪惡也好，生於無明也好，生於偏執也好，藉這信仰皆可死於平靜。

男主人公死於信仰的重塑，他的信仰是善與大愛；警察死於信仰的崩塌，他的信仰是法與制度；芳汀死於信仰的錯付，她的信仰是現實理應美好、惡人亦有悲憫；革命者死於信仰的堅持，他們的信仰是為生命尋出路、變革帶來自由。冉阿讓一次次痛苦自問，Who am I ?

 悲慘世界，唯有靈魂需要解脫。

May you rest in peace.

電影改編自百老匯音樂劇，已是二次改編，好在是成功的。歌劇的表現形式有人許不習慣，但總覺得雨果的東西真的很適合唱出來。

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並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淪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維克多. 雨果，1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