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與雲圖一起引進，大丈夫？

拉馬克將軍生前受到民眾的擁護和愛戴，被視為是政府和民眾溝通的重要橋樑。
　　　　
1832年6月1日，拉馬克將軍去世，6月5日出殯。共和派和大批「人民之友」社的成員，法學院、醫學院的學生，工人和市民自動聚集。
　　　　
武裝衝突是在5日傍晚開始的，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在街壘戰中死傷的起義者多達800人。
　　　　
悲慘世界的旋律中，不斷的重複著對那些schoolboy的哀憐。
　　　　
No one ever told them，That a summer day can kill. They were schoolboys，Never held a gun。（Turning）
　　　　
He is young，He's afraid，Let him rest，Heaven blessed，Bring him home。（Bring him home）
　　
學生的代表，他們的領袖，安灼拉，雨果用盡溢美之辭，塑造了一位天使的形象。「他那張近似女性的臉，這時說不出多麼像古代的忒彌斯。」「低垂的眼睛賦予他那鐵面無私的希臘式側影一種憤怒和貞靜的表情。」「槍殺他，如同抹殺一朵花！」安灼拉集熾熱的理想主義與冷靜的指揮能力於一身，深受朋友們的崇拜與愛戴。音樂劇中，這位信仰司法與正義的完美的領袖，最後被亂槍擊斃，倒掛在紅旗之中，這時的音樂磅礴激昂，是全劇最震撼的時刻。電影儘管一路弱化安灼拉的形象，但還是保留了這樣的場景與這樣的寓意：試圖救民於倒懸的人，為民所棄，終倒懸於市。
　　
用芳汀和冉阿讓遭受的欺壓凌辱來刻畫的悲慘世界，是坐等神父的「仁愛」的甘霖灑下來，還是通過安灼拉之輩起而行之、替天行道的「法制」來重塑？雨果意識到這兩條路的分歧與交錯，他如實的記錄了底層的問題，但沒有提出明確的回覆。他既失望於前者的虛無，又質疑後者的殘暴——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大聲呼籲的：文科生是不靠譜的——雨果也是一位哈姆雷特式的文科生。

而音樂劇，是商業行為，為了照顧觀眾的理解能力，稍微偏向了前者，冉阿讓出魔入聖的心理衝突被大篇幅地渲染，而ABC的學生們個個性格模糊，籠統地變成了歷史背景。電影呢，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大量採用宗教意味的背景與道具，而應該由安灼拉領唱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卻變成了合唱，鏡頭也被馬呂斯搶去一大半。街壘戰之後，交待民眾悼念之情的turning成了過門，而描繪學生們在視死如歸的drink with me只保留了幾句。這麼處理之後，在不熟悉原著的觀眾眼中，1832年革命成了富家子弟的遊戲，他們天真、衝動、揮霍青春，一群可憐的無頭蒼蠅。不得不苦笑，一個半世紀之後，那些不甘心坐等上帝顯靈、想把上帝的職責攬到自己肩上的學生，還是會為民所棄。
　　
倘若悲慘世界雲圖再現，唱一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一樣會激動人心吧，而Empty Chairs By Empty Tables，把題目改成Empty Hearts At Empty Square，可能更為應景……然而，那又如何？安灼拉們會不會還是孤獨的領路人？他們的理性與思辨是否能融入民眾的血脈？他們是否只剩下用單純的死亡來叩開民眾的心扉，作為暴戾的證明？
　　
Oh my friends,my friends,don't ask me What your sacrifice was 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