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意義

第一次接到法院傳票的電話時，我一身冷汗。
儘管有「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的老古語在先，但仍敵不過我心裡對「法院傳票」這四個字的敬畏，腦海中的搜尋引擎馬上啟動，找尋最近的所作所為是否有和「法院傳票」沾邊的事兒。
一件沒有。
倒是想起了最近新聞中報導的新出現的幾種詐騙案，其中一種就是利用電話詐騙，手段林林總總，方法拐彎抹角，結果總逃脫不了一句話：把錢匯到指定帳戶，一切方可息事寧人。不過，這些手段和方法中尚未提及「法院傳票」，想必詐騙分子還不敢膽大妄為到「太歲爺上動土」的地步，（事實證明了，永遠不要低估了詐騙分子的想像力）。所以當時我還是琢磨了半天，現在想起來自然可笑，就像《服從》這部影片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樣可笑。

如同任何一起事後分析起來竟毫無技術含量的騙局一樣，《服從》的故事總讓觀眾為劇中人物的智商著急。一個忙碌的週末，快餐店的值班經理桑德拉突然接到警方電話，聲稱她的一名女店員貝基偷了顧客的錢包，顧客跑到警察局報案，因為警察局現在人手比較緊張，這位名叫丹尼爾斯的警察在電話中就命令桑德拉協助辦案。首先要把貝基控制住，接著丹尼爾斯指導桑德拉對貝基搜身，此後的故事越來越離奇，就一個智商正常的人來說，甚至有些荒唐。實際上，許多詐騙事後想起來都非常的幼稚，就連受害者自己也不相信，這麼幼稚的騙局，自己怎麼就入局了？最終也只能用「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來解釋。
其實，《服從》的重點並不在於騙局本身，因為這場騙局太拙劣，有經驗的觀眾在一開始便能猜到騙局中的關鍵要素，那個警察是假的。有些觀眾據此便認為，故事不可信，儘管影片開頭已經聲明：故事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甚至在結尾，導演還用具體數字來增加這一聲明的可信度，相必導演在拍攝過程中潛意識裡也認為這場騙局著實不怎麼高明，所以才一再二二再三的用「真事改編」來消解觀眾對劇情的排斥。

那麼，這場拙劣的騙局如何起作用的？
騙子聲稱自己是警察，並煞有介事的以協助警察辦案為理由指導受害者的行為，或許正是騙局得以成功的關鍵的因素。其中不乏反映了人們對於權力的迷思。
上世紀六十年代，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進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實驗，來探討人們對於權力的反應。他找了40名來自不同職業的市民作為受試者，參加一項名為「懲罰對學生學習影響」的研究。受試者充當「教師」，在實驗者（斯坦利及其助手）的指令下，當「學生」在學習中出現錯誤時，受試者便對「學生」施加強度和痛苦程度不斷增加的電擊。儘管學生以各種形式反抗，有26名受試者在實驗者的命令下，堅持到最後，對「學生」施加了最強程度的電擊。後來，斯坦利又改變實驗要素，做了19個獨立實驗，對象多達1000人，這些實驗的設計與結果震驚了全球心理學界，引起了人們對權力、個人道德以及自由意志三者關係的談論。世界各地的許多心理學家在不同時期又重新做了這次實驗，以期「時間性」和「地域性」這兩個變量的引入能改變斯坦利的實驗結果，然而他們的期望落空了，實驗結果和斯坦利的基本吻合，這無疑說明了，對權力的盲從在某種程度上是人的天性，不分時間和地域。
《服從》實際上就是斯坦利實驗的電影版，它以故事的形式闡述了人們對於權力的盲從。在這個故事中，冒名警察充當了實驗操作者的角色，值班經理（及其未婚夫）充當了受試者的角色，而可憐的女店員充當了「學生」的角色，不斷反抗，卻遭到越來越強的「電擊」。值班經理在快餐店這個小團體裡儘管原本就有點小權力，平時還算平易近人，但自從受到「警察」電話這個更大權力的指導，觀眾可以看到她的權力慢慢得到加強，最終其身份已經因權力關係而與警察認同了，彷彿自己也穿上了警服。

看到這裡，人們不免會想到另一個更為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史丹福監獄」，又名「路西法效應」。就在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實驗十年之後的1971年，斯坦利中學時代的好友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領導了一個研究小組，在史丹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的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的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研究小組從70名應徵者中選出24名實驗者（他們都是美國大學生），隨機抽出12名，讓他們飾演監獄的看守，餘下的12名飾演囚犯。第一天，大家還相安無事，但「囚犯」第二天便發起了一場暴動，撕掉囚服上的編號、拒絕服從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們採取措施控制住局面，最終，看守們採取的措施包括強迫囚犯做伏地挺身、脫光衣服，拿走飯菜、枕頭、毯子和床、讓囚犯空手清洗馬桶，關禁閉等，然而，局面還是完全失控。第六天，在津巴多的同事克里斯丁的道德質疑下，實驗不得不停止。2001年的德國電影《死亡實驗》就是以此為藍本改編而成，2010年，好萊塢又進行了翻拍。
《服從》中，冒名警察讓值班經理找人看管貝基，因店裡的工作人員很忙，值班經理找來自己的未婚夫伊萬來看管。在快餐店的倉庫里，伊萬和貝基基本上重演了津巴多的「史丹福監獄實驗」，儘管伊萬沒有穿警服，貝基也沒有穿囚服，但是，警察的電話賜予了伊萬一套無形的警服。對於劇情外的觀眾來講，這套警服因警察的冒名而顯得荒誕不經。但劇中人物對此卻深信不疑，所以才令貝基的對自己囚犯角色無能為力，只能任人宰割。

如果冒名者冒名的不是警察，故事可能就是另外一個結局。正因為是警察，一個權力機構的象徵，才使得人們喪失了最基本的自我反思的能力。何以在權力面前，人們會如此的盲目服從？斯坦利的實驗證明了這或許潛藏在人的本性內。這種本性可能部份的源於生物學，而更多的可能是基於社會學，或許是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已經通過種種的懲罰手段（就像影片中伊萬奉警察之命對貝基的懲罰一樣），把「對權力的服從」內化到種族的基因里去了。這是意識形態最成功的，然而也是最可怕的結果，人如果喪失了對權力的反思，便只能「我為魚肉，人為刀俎」。
此時，批評的意義便體現出來。
因為，批評首先需要反思和質疑。
《服從》的結尾，出於道德的責問，伊萬不想再看管貝基，值班經理只好請另外一個員工哈囉德來看管。冒名警察又要像指揮其他人一樣指揮哈囉德，哈囉德只說了一個詞：「為什麼？」。雖然只有一個詞，但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詞的重量，它徹底改變了《服從》的劇情，如果這個詞提出的更早一切，這場悲劇就不會發生。其實，劇中也有人有機會提出這個詞，但是在強大的權力面前，他們欲言又止。之所以被哈囉德提出，並不只是因為哈囉德有自己的道德底線——當警察在電話中要指揮他脫掉貝基的衣服，檢查是否有被盜的東西時，哈囉德說：「我不認為看女士這麼裸著是一件得體的事」，這樣的道德底線，劇中每個人都有，為什麼那些人就輕易的按警察的命令脫掉貝基的衣服，儘管他們內心也曾猶豫不絕？
在權力面前，很多人容易喪失自我，或許是出於對權力的過度信任，或許是出於權力的淫威，自我的喪失使道德底線也隨之坍塌，而哈囉德卻沒有這樣，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一種權利——對權力的質疑和批評，儘管這並不容易。然而，正如E•B•懷特在《鎮民會議》一文中所說：「人們為權利而奮爭，畢竟是件好事，否則，時間會像老鼠一樣，一點點的吞噬掉這些權利。」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