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與病態

由於沒看過原作，雖然電影版的導演是大名鼎鼎的新浪潮3巨將之一的特呂弗，但仍極有可能產生了轉譯的誤讀，「語言一開口便撒謊」，何況二度轉譯成電影？我關心的是一個突然在今天的觀看中得到的新的突發想像，不僅是單純憑空的想像，而是派生的想像——從電影中敘述的故事模型派生的一點思考：書籍與疾病。

如Evgenli 包爾的默片The dying Swan所說的, 「A sardonic critic into popular obsession with death and its morbid tendencies include dreamlike sequence"。這一默片中表現得對死亡和哥德式病態幻想的形象會讓我們21世紀的人類感到無比熟悉，我們不正是在無數故作憂鬱、努力悲傷的青春期不良導向中成長的一代嗎？難道我們真的有如此多的悲傷，的確能譜寫哥德式的天鵝輓歌嗎？

正如對死亡文化的特殊愛好一樣，對書籍的特殊癖好也是我們人類文化社會裡的一個常見現象。我們對今天的那些書痴、書獃子有著大量的認識，為什麼人竟會如此熱愛書籍？對書籍的熱愛與對死亡的熱愛有沒有類似的起源上的共同特徵（如果不敢說他們本身有著共性的話）？

簡單說一下電影的情況：消防員Montage開始背書吸引，開始違背自己的職業。最後他逃到了他紅顏知己（也是一個抗拒社會壓力的秘密造反派，這類女性形象幾乎成了所有反烏托邦文學的必要）告訴他的野外山林，那裡有許多逃離迫害的人，他們熱愛書，於是背誦著各種書，為了讓他們不至失傳……一代一代背著書，而且每個人專門背自己的那本（父傳子、叔傳侄）。

這裡則是一個讓人恐懼的另一番景像，絲毫不能引起人對書籍的好感，以致於我覺得特呂弗是不是故意要這樣做，製造一個反對文本的景像：書籍竟然如此、果真、的確這麼病態，讓人不自覺地願意去繼承書籍，去背誦，哪怕根本不理解，哪怕是世襲的背誦他們。一個叔叔在死前，仍要教他的侄子背君主論，而小孩子也傻呵呵地接受了這個規矩——雖然他們是社會迫害的受難者，但是他們也自成體系地形成了自己的規範：必須背書，把書籍傳承下去。

這樣的景像不得不讓人想起另一種恐怖政權，它並不比那個要消滅所有書籍的社會更和藹，相反，他以知識的名義要讓所有的成員受苦，而他們卻以為這是他們的十字架……這樣的文明是盧梭所感到戰慄的，他必然要從日內瓦冰冷的墳頭裡再寫一次《艾米爾》。

Fahrenheit451的問題是普遍的，尤其在知識萬歲的教育之下的當今專業化社會裡，fahrenheit451幾乎同時博得了所有小資、小知識分子、小左派的無限青睞和讚賞，然而並沒有多少人對這本書所原本想傳達的旨意感到噁心。Homo Clausus, 封閉的石像人，正是所謂的愛書人的真實寫照，他們不知道生命的本質形態是他們所厭惡的庸俗和赤裸，然而封閉人並不是自己使自己封閉的，如果他們能這樣做，那麼封閉人的自在則完全是可能的了，很可惜，封閉人的自戀也不得不通過整個文化來生產出來。專業分工並沒有在預想中為人們帶來社會團結，而是在行動上的團結之上，將個人孤立到工具性客體上——書也完全成為工具性客體。而且這個對象不但沒有像黑格爾（也許只是福山眼中的黑格爾，whatever）預料的那樣，它沒有成為奴隸從中發現自我力量並以此反抗主人的被動性來源，而是完全將奴隸變成更低級的主人-奴隸，因為奴隸此刻不是在和另一個主體交往，而是一個工具，奴隸的自我意識不可能脫離工具性。

書籍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它在烏托邦和反烏托邦文化中，都不能讓人避免成為更低級的奴隸，這些封閉的奴隸一時間失去了創造力、愛、肉體、信仰、基督、意志，而成為了歷史和抽象的虛無主義者。也許只有一種東西能讓他們不成為虛無主義者，那就是對書籍的病態信仰，在Fahrenheit 451里，這些奴隸必須用背書的方式強迫自己繼承「知識是高貴的」這一虛假意識形態，他們並不比「知識是致命的」這一意識形態更深刻。

於是，Fahrenheit451裡的反面角色（消防隊長，被主人公Montage殺掉，也更能反映出一個愛書的人能如此病態地不顧具體人性而殺死一個個體，僅僅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對立的）反倒讓人更加覺得有其深意。他在一次焚書前對主人公Montage說：「書里什麼都沒有，真的。看這些小說，裡面的人都不存在，但是卻讓讀書的人對生活感到失望不開心，讓他們想過一種根本不可能的生活。哲學，比小說更差勁，他總說：我是正確的，其他人都是白痴，總在說著同一件事情，這個世紀它在說決定論，下個世紀一下又變成自由意志，只是流行而已，就像裙子款式的流行一樣。回憶錄，日記，只不過是作者有了一點寫字的衝動，他們寫了一兩本書以後，由於空虛、想與眾不同，就開始寫回憶錄……」。由於原作不可避免的價值傾向，這些話聽起來有些幼稚和偏激，但是完全不妨礙另一種更高的解讀：書籍是對人的病態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