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悲慘世界》看受眾購買的成本（跑題了阿阿阿）

由《悲慘世界》看受眾購買的成本
文／馬陌上

跟今天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相比，《悲慘世界》的「悲慘」二字實在有點言過其實：不論由於貧困偷了片麵包而被判處勞役的冉·阿讓，還是為撫養女兒而淪落風塵的妓女芳汀⋯⋯時隔200年，這一幕幕在今天繼續上演且變本加厲。不同的是，他們的悲慘都有一個具體的根由，今天的悲慘則十分抽象而荒誕：一方面，「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點古今無不同；另一方面，一種系統性的掠奪、損害、侮辱、奴役被高明地掩蓋在普遍的繁榮之下，正如骯髒空氣、污濁水源與有毒食品包裹著的生活一樣，人們關於悲慘的小小記憶與關於幸福的小小幻覺都如PM2.5一樣，呈現為一團霧霾。也就是說，人們早已喪失了體察自身處境的能力。是的，在今天，小偷和妓女是兩個快樂的職業——如果貪腐算作偷竊、賣身上位算作賣淫，那瀰漫於政治界、娛樂界的種種罪惡與不堪，簡直是一種發財致富、功成名就的最理想路徑了，君不見，每個竊賊與婊子都笑哈哈地擦拭著對方嘴角的那一抹猩紅，哪裡有悲慘可言？另外，巴黎人民可以築起街壘，而我們則毫無辦法，劣質鋼筋與水泥堆砌的現代化大廈一陣風就可颳倒，我們還能指望得到什麼庇護？

拋開這些憤懣之辭，我們回頭來看看電影本身。首先是版本問題。原作者雨果的大名最容易讓人忽略電影本身，而一味從文學角度對劇情予以頂禮膜拜，並喋喋不休於這樣的文學史話：《悲慘世界》乃法國大文豪雨果遭「小拿破崙」政府驅逐而流亡蓋納西島期間完成的鴻篇巨製；此前，他在搗鼓完《巴黎聖母院》以及一系列詩歌和戲劇之後，以1793年法國大革命開始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為背景，寫了初稿《苦難》，《悲慘世界》就是在《苦難》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悲慘世界》的音樂劇版本也叫《孤星淚》，1985年倫敦首演，此後在百老匯以及世界各地巡演。我們現在看到的電影版本，與其說與原著一脈相承，不如說跟音樂劇有著更近的血緣。也正因如此，在有感於電影本身的恢宏與悲憫之後，不少人吐槽其主演唱功的乏善可陳。但這一切，均無礙於它的史詩品質：一種對人類普遍情感的整體性體認與關懷，而不是像《金陵十三釵》那樣齷齪地試圖用妓女的身體去保衛處女的貞操——這種骯髒的交易建立在一種根深蒂固的奴性之上，張藝謀之流天生就認為一部份人是下賤的，理應來保衛高貴者以完成自我救贖。在這種奴性邏輯之下，妓女先死，領導先走。所以，《悲慘世界》與其說是對苦難的控訴，毋寧說是對「人人生而平等」這一經大革命之火砥礪的基石性現代思想的終極確認。唯如此，封建主義才算終結，現代社會才算開始。反而言之，這也是今天我們依然身處悲慘世界的根由：封建主義並未走遠，各色囂張、無恥到畜生級別的官二代、富二代們，不過是「生殖器決定一切」這一封建定律的現實彰顯物。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能夠抵消嚴酷等級秩序的，是貴族精神的那一抹溫情，當兩廂失調時，暴動便會到來，迅速進行調節——今天，我們率先摧毀了貴族精神，卻保留了等級秩序中最骯髒的部份，因此，在《悲慘世界》中我們看到了因信仰崩潰而跳河自殺的舊秩序維護者沙威，在北京街頭卻只能看到城管隊員那毫不猶豫砸向小販的鐵拳。沙威與冉·阿讓的較量，是兩種信仰的較量，難掩其人性光輝；城管與小販的較量，則是赤裸裸的暴力渲泄，在一種街頭叢林法則下，人性只能淪落為獸性，牽引我們滑向悲慘的深淵。


所幸，在街頭默默圍觀的還有人民——這個時而沉默時而喧噪、時而宏大時而卑微、時而懦弱到不堪一擊時而勇敢到山呼海嘯、時而高尚到完全的利他主義時而自私到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時而有能指無所指時而有所指無能指的「虛詞」，雨果跟諸多先賢大哲一樣，對他們既愛又恨：他們的悲慘需要我們來救贖，但當我們陷入他們的敵人的包圍時，他們卻冷眼旁觀，甚至落井下石。從《悲慘世界》到《讓子彈飛》，人民從來都沒變，就跟他們當初站在十字架下冷漠地觀看救世者耶穌被釘死一樣——這樣的人民到底什麼情況下才能變為革新者的受眾，這是一個問題：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試圖回答，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試圖回答⋯⋯也許是這樣，在先烈倒下的地方，人民站起來了，但具體需要倒掉多少先烈，誰知道。受眾購買是需要成本的，定價權在人民手裡。
（馬陌上，劇作家、導演，社會化媒體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