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片作為一種遊戲的趣味性

哈內克是一個很酷的導演，他最酷的地方在於他對暴力的呈現方式。不同於好萊塢的直接粗暴，而是用一種充滿想像力的間接方式表現出來，讓人在腦補後更加驚悚。

不管是他最好的《白絲帶》還是這部《趣味遊戲》，暴力全部發生在畫外。暴力藉助聲音這種媒介而蔓延開來，反而通過不在場的暴力實現了暴力的處處在場。

這方面哈內克也許可以跟齊澤克好好聊聊。齊澤克就認為我們還沒有足夠認識到聲音的創傷性維度。雖然聲音一直被人類的主體性意識馴化著，讓聲音變成思想的表達。但事實是，聲音一直洩漏出我們無意識的一面，從而變為我們內在的異形，隨時準備破體而出。於是，齊澤克說，聲音不再是崇高的主體性的聲音，而是外來入侵者的聲音。

有想法的導演總是力圖讓聲音不作為畫面的附庸（更不會讓畫面作為聲音的附庸），聲音構成了對畫面的入侵性元素和顛覆性元素。比如《趣味遊戲》開場時無來由地突然從悠揚的古典樂轉變為充滿狂躁的死亡搖滾（或重金屬？我不太懂音樂，露怯了）、從有聲源音樂轉變為無聲源音樂。於是，暴力對這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入侵從一開始就是以聲音的形式開始的。

以上是胡言亂語（我發現我總是在開場說太多亂七八糟的話）。

我真正想討論的是這麼個問題。有人跟我說導演哈內克藉助這片反思了暴力。片中由於顛覆性地使用了恐怖片的橋段，以及讓人為性在電影敘事中突顯出來，從而批判了恐怖片中作為被觀看的娛樂性暴力，以及揭露了觀眾與這種暴力（為了被觀看、為了娛樂觀眾而存在的暴力）之間所存在的共謀關係。

對此我深表懷疑。

作為一個恐怖片的愛好者，我常常思索恐怖片為什麼能作為一種娛樂而被觀眾接受。我所能想到的答案也許在於恐怖片的假定性。

恐怖片的世界是一個與外在世界徹底割裂開的禁忌之域，影片的開場總是從主角們進入這個領域開始的（故鄉、老宅、洞穴、深海、外太空、水晶湖、德州、森林、高速公路上的近道），或者主角們本身就生活在一個禁忌之域裡（榆樹街，當然，《猛鬼街》里真正的禁忌之域其實是從主角們進入夢境開始的）。又或者主角們收到一件禁忌之物，禁忌之物讓原本現實的生活領域變為禁忌之域（鬼娃、錄影帶）。

也就是說，恐怖片的觀看基礎，從一開始就需要某種程度上的間離效果。一旦進入這個禁忌之域，觀眾就會迅速調動起自己的觀影經驗（而不是現實經驗）。

於是，明明被困在一個危機四伏的密室、孤島、森林中，主角們偏偏還要不合邏輯地各自行動，導致被逐個獵殺。觀眾也能接受，恐怖片中的警察常常蠢得要死，而且輕易就被幹掉。也不會奇怪，不管主角們跑得多快，那個步履蹣跚的殺人狂、怪物、食人族，總能在主角們自以為安全的時候突然出現在他們背後。

因為一旦進入這個禁忌之域，恐怖片的假定性就高於其現實性，不管這部恐怖片是講幻想中的鬼怪還是現實中的連環殺手。

而恰恰也是基於觀眾對這種假定性的心知肚明，才會把對於暴力、死亡、血腥、虐殺的展示，作為一種奇觀性的獵奇表演。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不會有負罪感，因為好萊塢恐怖片的程式化讓這種假定性太明顯了，以致於觀眾完全可以舒服地在一個安全的距離里觀看這場恐怖秀，而不用為故事中的人物擔心。因為觀眾知道，沒人會真的受到傷害。

於是，我們發現，在恐怖片中，如果說觀眾與影片裡的殺人狂有一種觀看者與表演者的共謀關係，那這種共謀關係也是基於觀眾認識到影片中的假定性而造成的。好萊塢成熟的恐怖類型片，一定會刻意地讓這種假定性被突顯出來。

我們回頭看哈內克的《趣味遊戲》，影片通過殺人狂衝螢幕眨眼睛、與觀眾進行對話、以及用遙控器進行倒帶等表現，也許的確充滿了想像力。但因此說，這些橋段就能夠促使觀眾反思現代傳播媒介對暴力所承擔的責任，那我覺得完全是評論者們的想當然。

哈內克揭露了恐怖片中的人為性，這又如何？每一部好萊塢恐怖片都毫不避諱自己的假定性。如果僅僅從對恐怖片橋段的戲謔而言，《驚聲尖叫》和《林中小屋》做的並不比《趣味遊戲》差。

當然，人為性和假定性是兩個概念。好萊塢恐怖片用其假定性告訴觀眾，這是一個故事，不必將其當真，因此觀眾可以心安理得地欣賞暴力和死亡。而哈內克的《趣味遊戲》則用人為性強調，這是一場刻意地展示，為了迎合你們（觀眾）的期待。

這也反映在另一個區別上：好萊塢恐怖片在表現形式上追求真實，因為表現形式如果不夠真實，就達不到恐怖效果，像那些有點搞笑的恐怖B級片一樣；但在故事層面上，追求假定性，因為故事明顯是假的，觀眾才能被間離出來，心安理得地欣賞恐怖片。而哈內克恰恰相反，在表現形式上，他追求人為性，包括用聲音來間接表現暴力；但在故事層面上，《趣味遊戲》對一家三口面對死亡的絕望情緒的渲染和刻畫，反而極其真實，這才讓觀眾感到壓抑。

從這兩點而言，也許《趣味遊戲》又的確有對恐怖片的批判在裡面。

一邊寫一邊思考，反正先這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