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戰》：我是杜琪峯，我為自己代言

文殺手里昂/Leon
    如果將這部《毒戰》放置在杜琪峯整個電影創作生涯中來看，它絕對算不上是最優秀的代表作，只是保持了杜琪峯警匪片創作的基本水準。然而，這部片子的最大意義卻在於它為內地電影市場開闢了一種全新風格的警匪電影，並且將冷峻殘酷的銀河映像風格成功嫁接到內地電影之中，極大的挑戰了內地電影嚴格的審查制度，將內地電影審查的底線拉低了一大截。這正是這部合拍片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在拍攝《毒戰》之前，杜琪峯曾想借鑑一些內地有關警匪片的影視劇作為參考，但是找到的都是清一色的弘揚我公安幹警如何英明神武，懲戒犯罪的主旋律作品，很顯然，這種「高、大、全」的創作模式並非杜琪峯的風格。在《毒戰》中，杜琪峯以一種「去主旋律化」的創作方式去描寫警與匪之間的鬥爭，沒有刻意的將警察塑造成正義的英雄轉世，也沒有刻意的將罪犯描寫成邪惡的魔鬼化身，而是以更為寫實的筆觸去探討在那種極端環境之下人性的善與惡，美與醜。

    在這種合拍片背景下關於人性善惡的探討中，影片《毒戰》似乎要比之前杜琪峯的任何電影都要殘酷、冰冷、陰暗。這與以往杜琪峯警匪電影中所散發出的濃郁的人情味與浪漫主義美學大不相同。《暗戰》中劉青雲與劉德華一兵一匪，卻各自英雄相惜，亦敵亦友，流露出一股英雄浪漫主義氣息；《槍火》中的五個兄弟，雖混跡江湖，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卻秉持著「槍火無眼，人間有情」的兄弟道義；《文雀》中的四個小偷為了一個神秘女子不惜鋌而走險，只為贏得美人一笑。杜琪峯電影無論如何冷峻殘酷，卻始終都貫穿著一種溫暖，這種溫暖或者是英雄之間的惺惺相惜，或者是幾個毫不相幹的人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信守承諾，這也是杜琪峯電影的魅力所在。然而，在《毒戰》中，這種暖暖的人情味卻消失貽盡，只剩下一聲冰冷的嘆息。

    或許，這種風格的細微變化與香港、內地兩種不同的創作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在大陸販賣50克以上毒品就可以被判處死刑，而在香港卻是沒有死刑的。內地與香港對待毒販的不同量刑方式直接關乎影片中主人公的真實人性和心理變化。因為當一個毒販得知自己可能被判處死刑了的時候，為了活下去，他可能會做任何出賣朋友的事情，沒有比他活下去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影片中古天樂飾演的蔡添明為了將功贖罪獲得死緩而不惜出賣自己的兄弟朋友，背信棄義，為了一個人活下去，而死掉了所有人。這種冰冷絕望的殘酷正好也印證了電影海報中的那句話「人心比毒更毒」。

    對於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而言，地域文化之間的差異是觀眾欣賞影片的最大障礙。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是影片成敗的關鍵所在。香港導演北上拍片也有十多年時間，然而真正能夠很好的將內地文化與香港文化融合在一起，並且去深入探索內地電影拍片規則的導演少之又少，大多數導演的合拍片最後都淪為「四不像」的怪胎，既沒有討好內地觀眾，也沒有讓香港觀眾滿意。所幸，杜琪峯導演做到了。

    在影片前半段，如果沒有觀影之前充斥的資訊，觀眾完全看不出這是一部合拍片，而認為是一部純內地電影。無論是電影台詞，還是影片中經常出現的茅台酒、綠色軍大衣等道具，都無時無刻提醒著觀眾這是一部內地警匪片，完全不會讓觀眾有齣戲的感覺。而到影片後半段，當香港毒販七人幫出現的時候，銀河印像風格漸顯，杜琪峯電影中的黃金配角們以群像的形式齊齊粉墨登場，以杜琪峯電影中帶有風格化的表演方式為影片打上了銀河映像的特有標籤。特別是影片結尾的街頭槍戰更是將銀河印像風格發揮到了淋漓盡致。警匪雙方形成對峙局面，先以汽車作為掩護，尋找恰當時機，靜觀其變，以靜制動，等到靜止的情緒達到某種極限時，雙方忽然脫離遮擋物，幾乎以群像的形式形成無掩護的正面對峙，進而展開一場槍林彈雨的激戰，等能量完全爆發之後，最後又恢復了死亡般的平靜。

    影片同樣透射出了銀河映像中那充滿悲劇意味的宿命感。當蔡添明最後企圖開車逃跑時，卻意外撞上了也正打算開車逃跑的大聾和小聾；孫紅雷飾演的警察臨死之前用手銬銬住了謝添明的腳踝，阻止了他的逃脫，最後被注射死刑，正是因為之前孫紅雷的一句「你想活，我陪你；你想死，我也陪你」而造成的悲劇宿命。至此，銀河印像風格在內地警匪片中實現了完美的嫁接。

    在這樣一部以毒品為主線、描寫內地警匪題材的電影中，影片涉及了大量有關人體藏毒、臥底警察吸毒、毒販製毒販毒、注射死刑等大膽敏感內容，能通過內地電影審查已經屬於奇蹟。對於長期遭受內地審查閹割的電影觀眾來說，能夠看到這樣一部酣暢淋漓的電影實在是一大幸事。而對於杜琪峯這次試水內地警匪片所做的嘗試，猶如帶著腳鐐跳舞，雖然也做了一些妥協，但我們仍然可以在影片中感受到強烈的杜琪峯的個人標籤。他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講述了一個精彩刺激的故事。你有你的規則，我有我的風格。我是杜琪峯，我為自己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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