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戰》：「香港」失語下的「大陸」話語權

                    文：OneMyRoad
      《毒戰》是杜琪峯首次執導的有關內地公安警匪題材的緝毒電影。中國大陸演員孫紅雷與中國香港演員古天樂領銜主演。
    有趣的是，除了由香港演員鍾漢良扮演的郭偉軍為警察外，影片中大陸的所有演員都是緝毒警察；另外，除了由郭濤和李菁兩位內地男演員扮演的毒販「大聾」和「小聾」，毒販方面則由葉璇、林雪等一眾香港演員傾情出演，而兩位內地男演員扮演的毒販甚至沒有一句台詞，聾人也只有靠手語、肢體動作來進行交流。一面是內地的緝毒警察與刑警，一面是中國香港的一幫毒販，正義與邪惡的較量，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與重視。
    「北上」的杜琪峯，將拍攝的地點全部選在中國內地，與香港街道的逼仄不同，大陸的街道極為平坦寬敞。片中的古天樂飾演的蔡添明帶領的一幫香港演員，是影片中不折不扣的反方代表；孫紅雷扮演的張雷隊長帶領一幫中國內地的演員，是影片中的正方代表。正邪對立，一場緝毒大片上演。法國的米歇爾·福柯強調: 「在有話語的地方就有權力, 權力是話語運作的無所不在的支配力量, 社會性的和政治性的權力總是通過話語去運作。」同時，福柯指出，一切事物都可以歸結為兩樣東西：權力和話語。
    影片中，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內地的兩位男演員郭濤和李菁。很多人在觀影結束後，對他兩在片中的表現給予了極高評價，尤其是那一場緝毒刑警圍剿製冰工廠的夜戲中，兩人高度統一的配合以及嫻熟的防衛表現，讓影院裡的觀眾讚嘆「好專業的襲警毒販。」而在這裡，影片開始出現暴力元素，「槍戰」的戲份一觸即發。然而，這兩個內地演員在影片中都是聾子和啞巴。這兩個內地演員加入香港毒販的大陣營，使得導演的意圖顯得相當明顯。既然說有話語的地方就有權利，那麼當這兩個相對突兀的「毫無話語」能力的人物進入到香港毒販的一方，一種隱性的政治話語權利的平衡儀發生了傾斜。一方面，影片的暴力開始於內地兩名毒販與警察的對峙，另一方面，這兩名毒販已然在生理上喪失了話語的能力。
    《毒戰》屬於銀河映像的首次以內地警匪題材的作品，當中國電影在一定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下，發生因果效應之時，沒有完善的定級制度，影片中涉及的多種元素使得廣電總局的審核成為終極的評定標準。如果說話語是一種控制力，這種控制力體現社會權力，對應著特定的權力結構，那麼當兩名夾雜在香港毒販中的內地人的失語可以變相地看成是港人對這種話語權力的自動放棄，也對影片的結尾有了一定的隱性「寓言」。正如，孫紅雷扮演的緝毒警察對古天樂扮演的毒販說過的話：「死，我也陪你」。故事的結尾，一定是邪不勝正，雖然結尾處，所有的正方代表全部死亡，但是孫紅雷的「致命一鎖」讓古天樂作為毒販的一方無處遁形。「權力產生話語，話語實現權力的運作，話語存在之處也存在權力。」導演用意最淺顯的便是邪永遠不能正。深究下去，便是杜琪峯看到了「北上」港人電影在中國電影制度下的集體失語。在這一環境下，社會可以說是話語的社會，更是權力的社會。在這一種強大的中國社會權利之下，只能用「燒人民幣」祭奠毒販的妻子與親人，只能用「注射死亡」這種相對人道的判決方式。
    當權利與話語形成的巨大漩渦，必然將影片中的主體亦或個人連同各種社會存在一併捲入其中。於是，我們看到的便是稍顯讓步的銀河映像的大陸背景作品，那種將狠、黑、毒的一貫影片風格的收斂化的影像敘事。通過兩名內地演員的「無語化」表演，最終還能突出重圍，更能看到話語一方面隱藏了權力的運作方式，另一方面也暗含了慾望的語言。古天樂飾演的蔡添明則是這一慾望表現的載體，可以將其視為港人「北上」之後的極端個體，一種想要活命的慾望，然而，卻依舊無法逃離命運訴求的個體。然而，這與港人「北上」後電影的命運一樣，實則是一種妥協和退讓。
    臨死前的蔡添明喋喋不休地強調自己所知的一切，意欲僥倖逃脫中國法律的制裁，這種藉助自身話語實現自身價值的方式，卻又必須在通往「目的」的過程中掩蓋自身真實的慾望存在。可以說，杜琪峯將影片中的慾望的表達通過蔡添明這一人物極盡掩蓋。於是，故事變得奇妙，在這一場「香港」失語下的大陸警察與香港毒販的正邪對抗故事，更像是大陸一方的話語權力的表象，不論是在真正的社會權利的對抗下，還是在正邪的對抗中，贏得永遠是有「話語權力」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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