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烈楊家將》：親愛的，那不是愛和情

不是很喜歡《楊家將》或是《岳飛傳》這樣的故事，「英雄」在這樣的傳奇中被粗暴地概括為「死亡」和「忠義」，而他們作為一個活生生存在過的人的價值已經被大的宣傳方向剝奪。不死，我們可不可以當英雄？或者說，死亡對人意味著什麼？
死者有輕如鴻毛，有重如泰山，但是死者更有自己的愛和情。一個家庭，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愛和情；這種小情小愛的表達就是我們常說的「現實主義」或「接地氣」。一個長在地上的活人，他有自己的生活，更有自己的生命。他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並非捆綁在家國千秋夢中的一名戰士。他需要呼吸，需要憤怒，需要缺點，需要一個常人所需要的所有吃喝拉撒睡。當我們真正照顧到這個系統中每個人的「私情」時，這個「大愛」才會完整生動，但我們的文化中常常是畏懼個人情感的。我們概念中的傳奇多半伴隨著死亡和哀傷，那些歡慶的時刻經常被刻意忽略，或者用「驕傲使人落後」代替其中的美妙體驗。但近代史證明真正使我們落後的不是私情表達，而是對私情的忽略漠視。
對私情的表達也是隨著文化的前進而來。如果《北京遇上西雅圖》在三五年前上映肯定不是現在的情況，《忠烈楊家將》在兩年前籌備時估計也沒想到兩年後的現在，中國的青年一代已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他們現在需要的不再是忠孝仁義的教育、不再是家仇國恨的灌輸、甚至也不再是民族大義的銘記——他們現在需要的是被看到，被真正允許私情的抒發。文佳佳也好，黃小仙也好，她們跳出了刻板的教條，成為活生生的人站立在我們面前——在她們身上，我們真正看到了自己。
《忠烈楊家將》看到的是以往價值觀中被定義為「仇恨」的某種東西，楊家七子所做一切都是為了報仇，報仇，再報仇，耶律元做的一切也是為了報仇，報仇，再報仇。這兩種相同的仇恨（弒父滅門）混合在一起構成了其實沒什麼矛盾的雙方，因為他們的信條都是血債血償。他們看到的不是雙方家庭發生的悲劇，甚至看到的也不是各自父親的死亡，而是一種固執的信條。黑白的世界裡雙方都以二元的判斷想像著對方的心裡，最後做出的決定是拼出個你死我活，但帶來的不是靈魂的平靜，只是更大的悲劇。
《悲慘世界》可以說是對「仇恨」和「罪惡」極富高度的觀察，冉阿讓偷了神父的燭台，神父反而送給他讓他好好過日子；冉阿讓放了沙威，沙威在矛盾中痛苦地自殺……這是大愛下的私情，這是私情孕育出的大愛。大多數國產電影都是以針鋒相對的二元關係作為矛盾的出發點，但實際上這樣的矛盾關係在現代社會已經越來越讓人迷失。所以《失戀33天》和《北京遇上西雅圖》的「地氣」並不來自太現實的話題，而是蘊含在一種「一元世界」的觀察方法中，去掉對主人公評判性的偏執，轉而描述一些現象——且僅當作現象而已。《忠烈楊家將》說的不是故事，而是神話，那是一個除了爹娘就是國家的世界，孩子們都活在對父母的愧疚中，父母都活在對國家的忠誠中，維繫一個家庭的紐帶不是愛，而是太重的責任。爹的作用是榜樣，是典型，不是一個「爹」；娘的作用是擔心，是懺悔，不是一個「娘」；兒子的作用是贖罪，是死亡，不是一個「兒子」。
成為一個真正的爹，遠比成為一個楷模難得多；成為一個真正的娘，遠比流眼淚難得多；成為一個真正的兒子，遠比死亡更複雜。因此我們更願意在「楷模——牽掛——懺悔」這樣的輪迴里循環一代又一代，那不是「愛」，那只是一個漢字叫「孝」，不是一種真實的感情，而是被迫承擔的責任。為了追隨這種責任，我們就算去死也不願去愛去看見，我們總以為「犧牲」就是愛，就是情，但親愛的，那還真不是愛和情。被道義裹挾的感情不是根植於腳下泥土的感情，那是沒有根的浮萍，就算「落葉歸根」，也是像徵性的入土為安。
如果死亡真的是一扇門，那麼那些故去的先人不過跨過了現世的門檻，到了另一個彼岸，承載著他們的那一葉扁舟便是愛。懺悔不能讓任何已故者心安，只是讓後人對愛的迴避變得合情合理。遭罪，吃苦，挨打，受累……如果沒有愛，一切都是白費，都是用在皮肉上的自殘。
清明節談楊家將，或許更應該真正看到那些故去的先人，看到他們的死亡，看到他們的選擇和立場，看到他們在彼岸的新世界，同時看到自己內心的私情。我們之間存在的不是「忠孝仁義」的宣言，而是看不見的紐帶，這種紐帶就是愛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