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戰》：杜琪峯的政治寓言與諷刺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世界一流學者大衛·波多萊爾在《香港電影的秘密》中曾說：「20年來，這個約600萬人口居住的城市，一直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規模的電影王國，所製作的影片之多，幾乎超越了所有西方國家，輸出電影之多，只僅次於美國。」而黑片電影無疑是其中最燦爛的奇葩。享譽世界的香港導演中，有以非線性敘事著稱的王家衛、新武俠代表人物徐克、暴力美學開創者吳宇森、於平淡中見真情的許鞍華等，如果要排座次，其中一定少不了將「黑幫電影」演繹到爐火純青、幾入化境的杜琪峯。
　　
　　《槍火》、《暗戰》、《大事件》、《暗花》……由黑幫電影昇華到黑色電影，杜琪峯締造的經典無數。從故事結構到槍戰場面，從緊張激烈的情節到深沉的宿命悲劇，杜氏電影總能在商業與電影人的自我表達之間尋找到平衡點。李安因能夠駕馭不同題材展現平靜生活下的人性掙扎而獲得成功；杜琪峯則將黑色題材推向一個個高點，故事推陳出新，人物不再是模板式的「又黑又硬」，為香港黑幫電影塗抹上了一層抗衰老面霜。
　　
　　《毒戰》的題材並沒有多少新奇，有人販毒，就有人緝毒，黑白對立，再簡單不過的貓鼠遊戲。《毒戰》的場景寫實風格濃重，幾乎一比一複製了大陸原真的一面，鮮見華麗壯闊場面；所有的槍戰場面都集中到了影片末尾，有評論人甚至認為其人物塑造有扁平化的瑕疵。但它卻是一部極少尿點的電影，情節緊張有力，故事發展跌宕起伏，略顯荒誕的黑色幽默令人忍俊不禁。
　　
　　雖是被運用過無數遍的題材，這部電影又有不同以往的一面。《毒戰》宣傳的炒作點之一是，看杜琪峯如何挑戰中國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蜿蜒綿長的香港影河中，表現大陸和香港關係的黑幫電影不在少數。在先前的影片中，大陸人多以偷渡者角色進入，在香港進行殺人搶劫的勾當，刻畫出的形象更接近西方人眼中的華人傅滿洲，黑暗、邪惡，破壞力驚人。《毒戰》則將港人和大陸人的角色徹底調換，香港人製毒販毒，成為受追捕的一方，大陸警察則負擔起緝毒除惡的光輝重任。
　　
　　看完電影，不禁發問，為何古天樂飾演的蔡天明會有如此反覆多變的性格？顯然不是為了保護背後的乾爹、合作夥伴們，他最後親手開槍射殺了自己的「乾爹」。為了自保？大陸律法嚴苛，販毒50克就夠判死刑，蔡天明為了換個死緩可以和警察合作，但合作的態度並非百分百真誠，對警察隱瞞製毒工廠裡的逃生通道，不指名這條毒品產業鏈上真正的幕後操縱者，最後見有機會逃脫，不惜冒死和警察開火。為了求生，人性邪惡的一面徹底暴露。但認真思考，有些事情從事理上很難講通，比如大陸警察已經給了蔡天明戴罪立功的機會，他為何要如此反覆？為什麼要在影片高潮階段著力渲染香港人和緝毒警察激烈交火的場景？從運用的黑色幽默手法來看，導演顯然是有所寓意和指向。杜琪峯想通過蔡天明這個人物反覆嬗變的性格，來展現港人和內地人之間錯綜矛盾的關係。
　　
　　香港三面環海，北與大陸相連，如果沒有英國長達百餘年的殖民統治，興許香港不會比現在的海南繁華多少，西方文明的長時間浸染使得香港形成了完全不同於內陸的文化習慣和生活方式。97回歸，給香港人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和失落感，他們之前慣以英國人自居，回歸之後身份消失，並對強勢的大陸政權懷有巨大的心靈恐懼，這樣的恐懼與失落很自然地融入到了香港電影之中。
　　
　　97回歸前，香港出現的移民潮現像在電影中屢見不鮮，《無間道》中，英國米字旗落下，五星紅旗升起，港人內心無所適從；《阿飛正傳》里反覆提及的無足鳥，到死才能落地，無所歸宿的情節讓人印象深刻。到《毒戰》，香港與大陸關係，以及港人對待大陸的態度和心情變得更複雜。
　　
　　一方面，香港與內陸經濟關係聯繫越來越緊密，98年亞洲經融風暴，大陸不惜代價香港救市，兩地之間的經濟交互日盛一日。另一方面，大陸龐大的面積和以十億計的人口，就像一個大黑洞，隨時可能把香港吸入其中。港人日益感受到他們所追求的獨立、民主、法制社會受到內陸政權的挑戰，伴隨著內地人「入侵」，港人的恐懼感與堅持自身文化的心情在糾葛中一天天生長。從抵制國民教育，到奶粉限購，甚至將內地人比作「蝗蟲」，香港人的對立與恐懼情緒一覽無遺。
　　
　　電影中，這樣的情緒可以通過故事形象化展示。《毒戰》中，內地人說國語，香港人操著粵語，語言上的不對稱表明了香港人要作為獨立個體存在的態度。人物形象上，大隊長孫雷代表了內地政府，強力、果斷、充滿智謀甚至有點冷酷；恐懼求生的心態則深刻烙印在相對弱勢的蔡天明身上。
　　
　　我們可以這樣來解釋蔡天明多變的性格：被包圍之後，可以放下武器和警察合作，就好像香港回歸，港人千萬個不願意，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來打破木已成舟的事實；蔡天明對內地嚴厲刑罰的恐懼從未消失，可以合作，但一有機會就會試圖逃脫，所以他才會對警察隱瞞事實；在實力對等的情況下，他不惜和警察開槍對戰，「手槍對手槍，怕什麼」，但並沒有要拚個魚死網破的決心，真正的意圖還是為了保存自我，按照自己的習慣和方式生活下去；最後受傷被圍，逃脫無望的情況下，他可以毫不猶豫地舉手投降，希望以自己掌握的情報換取活下去的機會。
　　
　　《毒戰》最後的槍戰精彩而又誇張，交戰雙方都分外英勇，不避飛彈，你射我一槍，我還你一彈，槍聲停息，幾無一人生還，在激烈對抗與偶然巧合中，沒有了正義與邪惡的分別，暴力上升到美學高度。這何嘗不是一出港人和內地人對戰的大戲？如果被逼到沒有退路的境地，強勢一方並不能徹底征服弱勢一方，即使明知是死路，弱者也會為自我的生存而做出拼死掙扎。這種搏命式的對抗，並不能產生真正的勝利者。杜琪峯在槍戰的處理上，讓人看到了昆汀和蓋里奇的影子，被放大的槍聲，殘酷的殺人情節，出人意料卻又合理不過的故事發展，對抗中的諷刺令人深思。
　　
　　由《毒戰》，我們可以聯想到去年年底上映的《寒顫》，《寒顫》中反覆提及「法治」與「人治」，幾次強調香港作為一個民主、自由經濟中心存在的地位。也許，這就是港人尋求並且堅守的個體身份和存在價值。而《毒戰》則將這種堅守帶來的抗爭以激烈的戲劇形式表現出來，古天樂飾演的蔡天明被注射死亡，這也是香港人對自身處境的悲劇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