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的前世今生

1845年7月5日，正在跟畫家歐內的妻子萊奧妮•比亞爾幽會的維克多•雨果，被憤怒的丈夫和巴黎旺多姆區警察局長逮了個正著。身為貴族院議員，雨果享有豁免權，得以全身而退。共和黨報紙嘲笑說：「一個成功的著名人物被人發現與一名畫家的妻子通姦。」詩人拉馬丁在致友人的信里寫道：「我那可憐的朋友雨果的艷事叫我難過，他應當感到痛心的是，在他自由之際還有個可憐的女人正在牢里。」

鬱悶的雨果把自己關在屋子裡，開始書寫「一個聖人的故事、 一個苦役犯的故事、一個女人的故事和一個小女孩的故事」。有一種清高的孤獨，對於巨人和天才必不可少：1851年12月11日，雨果以排字工的身份流亡布魯塞爾；憤怒出詩人，拿破崙三世「這個混蛋只被烤了一面，我要接著烘烤他的另一面」。1853年9月15日，詩人用來呼喚愛女亡魂的靈動桌，請求他「把《悲慘世界》寫完」。1860年4月26日，雨果打開存放小說手稿的箱子，繼續被1848年「二月革命」打斷的小說創作；1861年6月30日，「上午八點半，窗口射進縷縷燦爛的陽光，《悲慘世界》誕生了。」

「個子瘦小，活潑好動」的比利時出版商阿爾貝•拉克魯瓦，以30萬法郎（當時價值87公斤黃金）的價碼獲得《悲慘世界》12年的獨家版權。1862年3月30日，《悲慘世界》第一捲在布魯塞爾出版，隨後又在巴黎、羅馬、倫敦、莫斯科等十幾個國家的首都出版，一時間洛陽紙貴，「整個巴黎都在迫不急待地讀著《悲慘世界》。這部氣勢博大的作品顯示出崇高的情操、凜然的正氣，充滿了對人類的憐憫之情。它有壓倒萬物的力量，沒有誰能夠抗拒它的魄力！」

1862年5月15日，小說第二卷由巴黎帕涅爾出版社首發，書店所在的塞納街被出版商、送貨員、讀者擠得水泄不通。拉克魯瓦幾年時間淨賺51.7萬法郎，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如雨果所言：「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某些地區還可能發生社會的毒害，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和《悲慘世界》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益的。」

眾口難調，任何作品都不可能人見人愛。拉馬丁斷定《悲慘世界》「是一本很危險的書，它把最最要命的激情當成無望追求的激情灌輸給了讀者」；波德萊爾在《林蔭道》雜誌讚美《悲慘世界》「對人有教育作用，因此是有用的」，私下裡卻向母親承認，他「對這部惡劣而荒謬的作品的讚頌之辭實則是一些謊言。我討厭雨果的一家和他的那些學生」；福樓拜斷言「這本書是為信奉天主教社會主義的無恥之徒所寫」，名作家巴爾貝•德•奧爾維利報怨書中「不必要的插曲過多，使小說的情節變得支離破碎」。

1903年6月，為「轉移性情，改造社會」，「求新聲於異邦」的魯迅翻譯了《芳梯的來歷》，以《哀塵》之名發表於《浙江潮》月刊第5期：「此囂俄（雨果）《隨見錄》之一，記一賤女子芳梯事者也。芳梯者，《哀史》（《悲慘世界》）中之一人，生而為無心薄命之賤女子也，復不幸舉一女，閱盡為母之哀，而輾轉苦痛於社會之陷阱者其人也。」

1929年留法歸來的李丹、方於結為伉儷，倆人合譯的《悲慘世界》第一、二卷（《可憐的人》，約佔全書五分之一）問世，收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第一集。「有罪的並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製造黑暗的人。」歷經內戰烽火、文革磨難，1977年5月李丹去世，方於獨自翻譯《悲慘世界》的最後一捲。1984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終於將完整的《悲慘世界》呈現於中國讀者面前。

1895年，盧米埃爾兄弟研製成功具有攝影、放映和洗印等功能的電影機，兩年後將《悲慘世界》的故事搬上了大螢幕。其後根據小說改編的50多部影視片，中國觀眾最為熟悉的莫過於上譯廠譯製的1958年法、意合拍版。看這個片子的時候還很小，只記得冉阿讓偷銀器被抓，以德報怨的主教，從警察手中拯救了冉阿讓。這一無法忘懷的情節，和1981年天津出版的小人書《九三年》，讓兒時的我領略了雨果的魅力。

1980年9月22日，由阿蘭•鮑伯利作詞、勛伯格譜曲的《悲慘世界》音樂劇法文版，亮相巴黎體育競技場。聽聞《悲慘世界》扣人心弦的主旋律，「音樂劇沙皇」卡梅隆•麥金托什決定將其打造成英文版。1985年10月8日，《悲慘世界》英文版在倫敦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雕樓劇院舉行盛大首演；1986年12月20日，《悲慘世界》亮相華盛頓甘迺迪藝術中心；1987年3月12日，該劇開始在百老匯演出，成為暢銷劇目，風靡世界。

經過長達3年的艱苦談判，2002年、雨果誕辰200週年，《悲慘世界》登陸上海灘：「美國國家巡演團傾情演繹，上海大劇院震撼巨獻。」這是該劇1980年巴黎首演以來，在全球第36個國家、第214個城市的演出。由於故事、人物早已爛熟於心，不懂英語、沒看過音樂劇的中國觀眾，也被大氣磅礴、氣勢恢弘的音樂和精美、華麗的舞台聲光效果征服，21場演出場場爆滿。

迄今，《悲慘世界》音樂劇被翻譯成21種語言、在全球40多個國家上演、獲得近百項大獎（包括東尼獎和葛萊美獎），逾6千萬人觀看了演出。將這部觀眾基礎雄厚的音樂劇搬上大螢幕，票房不成問題，問題是如何利用電影的長處，突出音樂劇的特點。

有評論認為，導演湯姆•霍帕「太過忠於音樂劇表演的需要，沒有給這些唱段任何額外資訊的畫面，而是運用了大量的人物面部特寫，放棄了電影在時空剪輯上的優勢，使得全片的節奏變得緩慢，電影的敘事變得壓抑沉悶。」問題在於，若無「大量的人物面部特寫」，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那是MTV還是音樂劇？

「低頭看，低頭看！避開他們的眼睛；低頭看，低頭看！命葬土壑身長埋！」當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的旋律響起，悲憤滿懷、鏗鏘有力的《低頭看》先聲奪人，讓人想起海涅的《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德意志，我們在織你的屍布，我們織進去三重的詛咒——我們織，我們織！」高潮段落的《你是否聽到人民的歌聲》：「民之所欲，可在你心？民之所怨，焉等可聽？民之反暴，奴役必亡 ！民之反心，浩浩蕩蕩！民之戰鼓，盪氣迴腸！民之企盼，歷歷在望！」如《國際歌》一般震撼人心，但品嚐完整道大餐，又覺得美中不足。

《紐約時報》覺得導演用力過猛：「每一場戲，鏡頭必然東搖西晃、陡升猛降、滿場飛，十分魯莽，這可真是要了人命。直至終場壓軸的一場，當『全世界人民』都揮舞著勝利的法蘭西三色旗，作為觀眾，你可能反而想舉白旗：因為你筋疲力盡，終於敗給了導演。」

《悲慘世界》獲得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最佳化妝、最佳音響效果三項大獎，與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等份量更重的獎項失之交臂，在中國內地票房低迷，與其說編導和字幕翻譯水平有限，不如說是音樂劇作為舞台藝術所特有的形式感與電影追求的真實感之間，存在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對於無緣現場體驗《悲慘世界》音樂劇的觀眾來說，通過電影一解飢渴，聊勝於無。舞台藝術直面觀眾的現場感、雕塑感和舞台空間的神秘感，電影技術再發達也無法完全取代。電影的道具、化妝、表演力求真實，而音樂劇的內在美必須通過優美、空靈、雄渾的唱腔等形式美來予以呈現，形式美越是璀璨奪目就越是容易讓觀眾產生齣戲感。

雨果以厭惡和尊敬的矛盾之情塑造的沙威警長，令這部講述苦難、寬恕、反抗、自由的巨著極具說服力。羅素•克勞扮演的沙威不夠狠辣，忠厚倒是有餘；比較而言，法國電視劇版《悲慘世界》（2000），約翰•馬爾科維奇出演的沙威，氣場強大，令人過目難忘。自殺場面：音樂劇電影版兩手空空的沙威自欄杆上躍下，電視劇版沙威反銬雙手，一步步走向深淵。前者似乎忠於原著，實則後者才算領會了雨果的精神，多個影視版本出現手銬豈能無因？捉冉阿讓是對良心犯罪，放冉阿讓是對職責、法律犯罪，沙威自認是罪人，反銬既防止自救，也有將罪人銬之以法的象徵意味；一步步走向深淵，包含自我救贖、面對末日審判的寓意。

《悲慘世界》儼然一座寶藏，自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斷地被挖掘。影視、動畫、連環畫、音樂劇、話劇，150年過去，《悲慘世界》歷經各種藝術形式的改編，從未停止過探索和爭論。

2005年11月1日，中國戲曲學院慶祝建校55週年，上演京劇版《悲慘世界》：「寒風驟暴雨急，日月昏暗，含屈辱懷怨憤，脫苦海別地獄，整不死的冉阿讓，我重返人間！」恍惚間，覺得是「穿林海跨雪原氣衝霄漢，抒豪情寄壯志面對群山」的楊子榮「重返人間」，又或是：「昏沉沉，只覺得天旋地轉；咬牙關，挺胸站，打不死的吳清華，我還活在人間！」

違和感讓一些網友「內牛滿面」，作家馬伯庸打趣說：「這輩子能看到長靠武生隆美爾在阿拉曼選段里《挑戰車》一折，就心滿意足了。」

話說回來，用雨果酒杯澆自家塊壘，有何不可？「譯者自命豪傑，揮動大筆，對原作宰割揮斥」、「改變原作的主題、結構和人物，或任意增刪」的「豪傑譯」，在晚清非常流行。蘇曼殊譯創各半的《悲慘世界》，題名《慘社會》，於1903年10月8日至12月1日在《國民日日報》連載，對原著「篡改處極多，文中竟然出現孔子和小腳，表現出對清朝政府的強烈痛恨」。

日益邊緣、小眾的藝術門類想要與時俱進，必須保持試驗、探索、創造的激情，害怕失敗不敢嘗試，難免死水一潭。京劇、川劇、越劇或河北梆子版《悲慘世界》，好歹有個動靜，怎麼也比無人問津強吧。（媒體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