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ocumentary forms take on a life of their own...

Rabinowitz提出這個假設（the documentary forms take on a life of their own）的時候，是基於她自己的觀影體驗，針對的也是歷史性的或更具體來說政治紀錄片（historical documentary, political documentary），所以似乎跟這個片子沒啥關係。R主要是想分析那些紀錄片，比如《遠離越南》之類，或者叫「committed documentary」，如何把cinema verite和敘事機制結合起來形成不同的修辭和觀眾關聯（address），通過文本機制生產能動主體，這些主體不是文本性的而是社會性的，能夠改變社會改變政治，之類。眼下這個類似名人傳記的紀錄片顯然不具有政治性。但我想利用的，是R所意識到的關於verite真實影像本體的那一部份，之所以the documentary forms take on a life of their own，是因為影像對現實的模仿mimetic representation，或者indexical representation，原樣複製的生料可以被觀眾（能動觀者）看到深層的東西。這是影像的「科學性」，而觀者則通過視覺意識到觸覺、聽覺、嗅覺等其他感覺的現實。說了這麼多，我只不過想說，這個我現在想評論的紀錄片，它屬於暴露隱私性質，但無法讓觀眾真正看到privacy，既沒有對Woody的人生哲學和電影哲學做一個論斷（也許因為Woody還沒有結束拍攝生涯？），也甚少對Woody這個人或他的電影做出真正的評價和探索，它不具有分析性，只具有資料性，來自於影像的本體性，對活生生的人他們的性格和姿態的還原。它唯一做到的，是小報記者般，趁這些一個時代的符號人物死去之前，留下一些肖像畫，即使是斷章取義。基頓為什麼要在這個導演的鏡頭前面爆料她和Woody的戀情是她用了心機製造來的，相反Woody卻像耍著導演玩兒一樣根本沒有談及任何有用的東西，斯科塞斯和那些Woody團隊像說廢話一樣只說一邊倒好話和重複了上千遍的評價，我的解釋是他們都本著對導演不信任的態度，就把丫當成傻子耍，而丫也沒意識到自己，就算是從影迷的角度出發，也該有個立場。也許多年多年以後，有個認真想做個Woody傳記片的導演review到這個literature，他可以用到一些這裡的素材，也可能嗤之以鼻這丫拍的是啥啊，得虧這些老爺爺老太太費勁兒嘮叨一些有的沒的。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