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評書向電影的一次失敗的移植

        影片槽點甚多，以致於我在看片的時候，一度想以「一個波蘭翼騎兵眼中的宋遼大戰」為標題來為這部片子構思一篇文字以痛快吐槽。然而，片名為「忠烈」、且選在清明節上映，表示這是一部天然佔據道德製高點的作品，對該片若有過多戲謔調侃興許會有被指責為「喪失了華夏忠義精神」的風險，因此，在耶律原手下大遼追兵裡面做外援的波蘭翼騎兵們最好繼續發揚國際某產主義精神，吐吐舌頭接著悶聲大穿越。

        中國中原政權經歷唐末五代，格局由野心勃勃雄偉外向的世界帝國更張為民族國家，偉大的宋朝便是在這樣的格局中誕生，這種變化對當時人的國家、忠義觀念造成影響。南宋而至清初，五百年間屢屢遭受遊牧、狩獵民族血火來襲的漢民族在回憶儼然一統過天下的北宋王朝的時候，學會用文人的想像和「盲翁、負鼓、作場」來創造一批富有血氣且符合民間普遍價值觀的簡單、鮮亮的英雄，楊家府和楊家將應運而生。

        這些廣佈於大眾中間的故事以楊令公及其子孫的史料為底本，依據民間評判體系及對文藝作品的接受習慣，通過想像和虛構構建一個家族的悲壯傳奇，成為古典小說或者評書，它們無疑是成功的，楊家將故事中的「血戰金沙灘」、「大破天門陣」等精彩段落在我們中間也可算是耳熟能詳，甚至歷史與傳奇的界限也早已因它們而被混淆。

        電影《忠烈楊家將》所搬演的是承載楊家將傳說的評書、戲曲，而非宋史中關於楊家將的零散記錄。評書流傳於民間，足夠成熟與成功，但當評書被改編為電影，諸多問題卻會紛至沓來、不容電影創作者們忽視。

        中國的評書熱鬧、在群眾中間受歡迎，得益於從主角到配角，人物性格、品行、行事動機大都簡單、鮮明卻失之於過於平面。這些人物和他們的事蹟被在民間打磨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張飛胡」、「鄧艾吃」、劉玄德「似偽」、諸葛亮「近妖」，展昭沉穩、因而適合在開封府做公務員，玉堂壯烈、於是只能命喪銅網陣……甚至還要在簡單鮮明性格、品行、行事動機的基礎上繼續做誇張化處理，楊業、岳飛忠烈，還要「忠而被謗」，即遭奸臣陷害；潘（仁）美、秦檜奸猾，還必須得被安上通敵叛國的罪名。在評書里，以上所述的簡單、過於平面都沒有問題，甚至可以被作為這一藝術形式的特色和優勢。

        然而，評書裡的故事以及故事裡的人物一旦登上螢幕，就容易成為讓前者水土不服的移植。《忠烈楊家將》中的潘仁美父子，兒子非要登上莫名其妙的招親擂台、被打死、父親發瘋要報復；正義的一方拼死血戰、乃是為了救回父親的遺體、於是一個一個死去，於是這就成了故事、成了電影。這種對人物和故事的極簡刻畫和設計，不應被當作是此電影的風格，只能看作是一次失敗的移植。或者可以說，由民間評書、戲曲改編電影，創作者尤應保佑十二分的謹慎，因為在這樣的移植過程，遍地雷區。

        事實上，2011年上映的影片《楊門女將之軍令如山》也是同樣的問題，《忠烈楊家將》中，三郎沉穩、五郎仁厚、七郎勇銳，性情面貌倒還算是被留心設計、以便觀眾區分，而《楊門女將》影片之中作為主角的各女將則完全無性格可言，整部影片中女將們行事的動機只有「保護太君」或者「讓太君先走」。到《忠烈楊家將》，諸位楊家猛將的動機成了「救父親回家」和帶父親遺體回家，在重視血緣傳承的傳統中國價值觀裡面，子女之孝固然值得肯定，但因為父親的遺體，楊家第二代幾乎全部陣亡，這不但在現代人看來是迂腐的，而且與傳統「忠孝」價值觀亦有衝突。在民間，確實有楊六郎昊天塔盜取父親遺骨遭遇極大犧牲的故事，但那是在楊家第三代（按民間傳說為楊宗保）成長起來之後。

        導演於仁泰功力不弱，但整片難稱精緻，比如前面提到的遼國追兵儘是波蘭翼騎兵式的裝扮，宣傳片和海報中寫楊三郎的名字為楊延光、在影片中則是「楊延安」，安以軒吳尊談情說愛時「大羊小羊」的對話矯情而且土氣讓人膈應。尤須一提的是，徐帆上山向鬼谷子（實際上「鬼谷子」出現在此處並不穿越，因為有很多評書里都出現過「鬼谷子」這個人物，即「王詡老祖」）問卜的場景和戰場上飛舞的蒼蠅一樣，是唯一印證了此片有《斯巴達三百勇士》幕後團隊參與的地方，可惜此次問卜並未將「300」當中李奧尼達國王的「壯烈」移植到楊家七子身上，他們所得到的只是一個低劣的、自作聰明的文字遊戲——「七子去、六子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