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的悲劇點在哪？

觀影過程中，我一直在想，這不過是一部展現上流社會富人階級醜陋嘴臉的影片，它只不過用紀錄式的手法看似客觀真實的展現這一切，但這至於得金熊嗎？甚至前面大段的對話與過於晃動的手持攝影，讓我十分厭惡差點到無法忍受的地步，直到最後一場戲，我才敢說我真正看懂了這部電影，弄清了導演的良苦用心。然後，前面所有的情節與畫面像幻燈一樣重新出現在我腦海，前後聯繫起來，我終於決定給這部影片五顆星，它完全值。

讓我無比汗顏的是導演出生於1975年，比我大不了太多，但已然能拍出對社會有如此洞見、對階層有如此見地、對人類情感關係有如此反思的影片，且鏡頭語言是如此成熟、表達如此完整，這種差距，不僅僅只是年齡上的，更是國民素質、民族素養上的，請原諒我用了如此多的大詞，否則我無法表達出我們這一代電影人或者說這一代人與別國的差距，譬如羅馬尼亞，無法表達出我的心焦。但我什麼也不能做，我縱然能感受到它全部的好，我也「無法發聲」，或者說我缺乏更好的「發聲」的能力。

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導演表層的階級刻畫、母子關係，並解讀為「成長」問題，在我看來，導演真正的意圖在於引起反思：真正的悲劇是什麼？引發這場悲劇的根源是什麼？

從邏輯到宗教：受難者的赦免
「凡不可說的，應當沉默。」——維根斯坦

影片真正的用意在於告訴我們：真正的悲劇在於，誰也無法理解誰的苦難，個人的苦難唯有自己承受。插兩則題外話，在看這部電影前，我閱讀了幾篇《南方週末》上關於雲南箇舊礦區底層性工作者生存境況「十元店」的報導，讀後長久意不能平，甚至在第二天觀看影片時，我仍舊在想：羅馬尼亞的中年婦女穿著貂皮在觀看歌劇，我們的婦女卻可以為了十塊錢出賣身體。第二則是昨天早晨四川雅安發生的地震。如果苦難不是發生在自己頭上，我們都僅僅只是「蜻蜓點水」的旁觀者。

片中，展現了兩個階級、兩個平行世界的人，若不是因為一場「偶然事件」（車禍）絕不會有交集。富人階級之所以能成為富人在於他們強勢的行事邏輯，他們在對已對人上永遠採取的是雙重標準。對人一套，對己一套，對人的一套是用於束縛他人以便為己服務（這亦是政治家的權術。）我們看到片中，在事故發生後，撞死人的巴布母親科內莉亞可以直接去到筆錄現場篡改筆錄，死者男孩的家屬卻只能坐在一樓哭泣與等待；驗血時，巴布要求護士當面更換一次性針管；巴布在計劃要孩子前單方面要求同居女友卡門做全身檢查，包括愛滋、B肝、婦科病。片中，處處可見這種細節，歧視與不公無處不在。巴布行為只是母親行為的一種延伸，母親行為只是上流階層的一個樣本。凡事皆可以用權錢搞定，凡人都可以用權錢收買，包括「真相」本身。直到最後一場戲，科內莉亞帶著兒子與女友去羅馬尼亞農村被撞死男孩家中，事故中雙方家庭終於見了面。在我看來，影片最大優點在於100分鐘的劇情都在交待科內莉亞如何長袖善舞，如何用自己手段擺平這場車禍，且一直能hold住，直到最後一場戲，導演終於讓我們看到，兩個家庭對比是如此強烈，上流社會家庭（撞死人的一方）想的只是如何免去牢獄之災，卻絲毫未想過對死者家庭造成的天大的傷害。這場事故，對於前者，不過是坐牢不坐牢、是否影響前途的事；對於後者，卻是瞬間的崩潰。兩個家庭，兩個母親，她談論他的前途，他的所謂關於前途的優缺點，而她只是談論他的日常瑣事，談論男孩放學回家，就像男孩悲苦的父親所言「我從未想過自己需要承受這麼重的壓力，我只想著他能給我養老送終」，後者只有最樸素的情感、最深切的悲哀。然而，正是在男孩父母親悲苦良善滿是《聖經》中「受難者」模樣卻只是默默承受的臉上，在最後男孩父親明明遭遇最深切的痛卻慈悲為懷寬恕的送出門來與巴布將握未握的手上，我終於看到導演全部的憐憫、同情與反思。如果不是最後一場戲，所有這一切得不到釋放與昇華。這絕對是一部唯有靈魂與信仰並且依舊相信的國家中的人方能拍出來的電影，中國絕對拍不出，美國亦拍不出。欣喜的是，我倒是在近年來的韓國電影中越來越多的看到這種傾向，譬如朴贊郁的《親切的金子》、金基德的《聖殤》以及李滄東的《詩》。特別是《詩》，在類似的「犯罪-救贖」主題中，我們看到作家出身的李滄東找到了一條東方式的更詩意化的反思與救贖之路。

從倫理到哲學：肇事者的悔悟
「世界上有兩件事物，我越想越引起我內心深深的戰慄與驚恐：頭頂的星空與人心中的道德律令。」——康德

如果影片只是停留在「受難者的赦免」上，影片只是完成了一半。最重要的是在反思，以及如何達成「這場反思」。手持攝影機，才能儘可能深的進入事件本身，不同於旁觀姿態，事件記錄者同時亦是參於者，導演在此不僅僅只是客觀陳述，我們更多的看到的是「主觀姿態」，看到導演的立場與態度。影片在展現這場悲劇時，選取的角度非常棒：自始至終展現一位「在努力行動中」的母親。如果說這位上流社會母親「行動動機」來自本源的母愛，那麼，在導演的鏡頭下，這位母親的所有「自以為是的行動」不僅可笑且徒勞。科內莉亞或許是一位成功的建築師，但卻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失敗的母親」。我們看到，在事故發生後，科內莉亞試圖用自己的手腕幫助兒子免去牢獄的同時，亦在挽救僵化的母子關係，企圖重新將兒子「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這是一種母親特有的讓自己的孩子「重回襁褓」，甚至是「重回子宮」的潛意識渴望，我猜想，這或許是影片片名「Child's Pose」由來。如果沒記錯，科內莉亞的手機鈴聲來自巴赫的音樂，書架上擺滿了羅馬尼亞著名小說家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塔•米勒的小說，然後，對於科內莉亞來說，無論是巴赫還是赫塔•米勒，不過是她裝腔作勢的姿態，是她用以表明白己上流社會知識分子的「門面」，包括平日裡沒事看看歌劇。「可笑之人最可笑之處在於往往可笑而不自知」，科內莉亞就是這樣一個女人、一位母親。在動用手腕試圖擺平車禍以及化解與兒子關係這兩件事上，科內莉亞看似躊躅滿志、志得意滿，實在是徹徹底底的「失敗」，兒子的不領情甚至威脅「再干涉就斷絕母子關係」，事故目擊者的無恥敲詐，讓這位「行動派」處處乏力。特別是片尾，科內莉亞在見到了死者父母，以及與死者父母「交談」（所謂的交談，不過是「對牛彈琴」，各說各話，科內莉亞的自私，豈能理解死者家庭的悲痛。）中，對比死者母親能憶起兒子生前生動的點點滴滴，科內莉亞卻只能述說虛構甚至假像中的兒子的優缺點，之後，科內莉亞回到車上的埋頭痛哭，是在哀嘆自己的「無能為力」，還是被所見到的同為人母的死者父母臉上的悲痛喚醒終於悔悟？我想，即便科內莉亞能懺悔，喚起她的與其說是中國倫理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如說是「人心中沉睡的道德感」，包括最後走下車走到男孩父親面前的巴布。

在人世所有的悲劇與苦難面前，能理解他人苦難的唯有「無我者」上帝，能赦免他人的也唯有「無我者」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