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漾》：台灣島浮沉命運的自況

《花漾》：台灣島浮沉命運的自況
文/馬慶雲
與以往的《漂浪青春》等電影作品相比，周美玲導演的《花漾》明顯在關懷人物自身浮沉命運的同時，為人物設定了與之相匹配的時代大環境，並且寫人寫意開始為「隱喻」大時代所服務，這是一個女性導演走出小我走向大我的成熟標誌。電影《花漾》試圖通過一段「海賊」與青樓的故事，來隱喻台灣島與大陸之間的關係，但寫人抒情的筆力明顯超過對所隱喻時代的關照，因此造成人是而物非的錯覺，讓觀影者更多感慨個人命運之沉浮，而非台灣島群體命運之起起落落。當然，透過電影《花漾》，我們也可以反觀一下當下台灣文藝對台灣大陸之間的認識。
當一個歐洲人把槍擺在該戲的主要人物「海爺」面前的時候，實際再說，西方殖民主義對台灣島嶼群的垂涎之態。他們希望扶持一個台灣的本土力量來完成對這個島嶼的實際操控權。現實歷史中的台灣島嶼群也確實被西方殖民了很多年，但在電影《花漾》中，我們卻看到一個血性的島嶼本地人海爺將西方人一槍斃命，這無疑在訴說台灣島曾經的反殖民的鬥爭狀態。該部電影與2012年上映的魏德聖導演的《賽德克巴萊》有一點相通的地方，都是通過影像的方式，在努力建構台灣的「本土意識」，並極力肯定這種「本土性」才是台灣之所以稱之為「台灣」的最重要品格。
在《賽德克巴萊》中，導演用將近一個小時（未刪節版）的影像來重現台灣土著居民狩獵等生存狀態，而《花漾》也著力於青樓與水手之間的生活方式的重現，並且不厭其煩地記錄青樓的「台灣歌曲」的唱腔，這些相似處，與其說是台灣電影的一個基本特質，不如說是台灣導演故意為之，為台灣文化「正本溯源」，找到民國之外的歷史根基，他們在做一種大樹根深抓大地的工作。
《花漾》以青樓為主場展開故事，實乃再說，於大陸之外，更別有洞天，此地甚至可滋生出更勝大陸的風月之姿。及至大陸李二少於島上「樂不思蜀」，更是台灣對自身魅力的一種努力肯定，雖然這種肯定中或多或少的呈現出了一種島群心態——極力需要一種建立在自我肯定基礎上的自信力，這種自信力的建構，本身便是島群心態中的不自信所導致的。如果說李二少是一個男權象徵的話，那李小冉飾演的李二少夫人一角兒，則更像是大陸正妻對台灣姬妾的一記重拳。李二少可以樂不思蜀（大陸），但大陸終究為正，而不思蜀的下場也不過是得個已經病入膏肓的妓女。在與大陸的較量中，台灣深諳，自身再好，也最終不是正統。這則是島群心態使然了。
當然，該部電影尤為重要的一點，便是，「海爺」的被招安不然便被大陸官員打成海賊罪名的段落。這也正好像徵了歷來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若即若離的狀態。從有對台灣島嶼群的歷史記載以來，正統大陸對偏侍台灣，不外乎招安或者武力打擊的兩種手段。乃至於民國偏安台灣島，雖然蔣委員長誓死收復大陸，但最終，兩地命運，也再次被推向歷史的輪迴圈內——大陸再次反客為主，主要招安客，則是歷史的正當時。
在歷史的輪迴隱喻中，製造幾個至情至性的男女之情，則是編劇兼導演的周美玲更拿手的。她將姐姐小雪塑造成為一個溫潤典雅的青樓女子，而將刀疤塑造成為一個真性情的烈俠形象。前者與妹妹的悲慘命運形成對照，後者，則與被一窩端的「海賊」留一點延續的希望。編劇沒有將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相反，在撕碎一些不可不撕的東西以展示歷史沉浮與人生飄蕩的同時，又於心不忍地保護起最後的一點希冀來。
青樓女姐姐小雪的贖身，遠走，便是出於編劇的於心不忍。當然，對於慣用「離開主義」來逃脫現世惡俗的周美玲而言，載著小雪離去的海船，未嘗不是《漂浪青春》裡邊的鐵路線。依舊是《漂浪青春》的手法，離去之後，筆鋒一轉，滄桑幾十年，前後對照，感慨蹉跎自然留給影迷自己。暮年的小雪見到說書人，便是這一好處。
《花漾》在努力尋找台灣本土的文化意志，開闢一條台灣只屬於台灣的文化之路，奈何，它也不得不放眼未來，「海爺」被殺，小雪出走，青樓大火，繁華不再，台灣終究只是一個島嶼群，島離開陸，註定風雨飄泊。該部電影並不一味肯定台灣本土文化，相反，更注重對這種本土文化即將不再，台灣將往何處去的思考。優美的拍攝技巧之外，深藏了對台灣島沉浮命運的自況，雖然這種自況，被厚此薄彼的愛情戲份沖淡，但終究算是上乘之作，在微瀾之下，掩藏著悄無聲息地波濤，如影片結束時候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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