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出真知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與其說這部片子講述的是人質集體犯傻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銀行劫案不如說講的是底層人民和美國政府的一場政治拉鋸戰。正如電影本身所說：「這場搶劫本應在10分鐘內完成……然而……4小時後劫案現場熱鬧得像個遊樂場……8小時後變為最熱門的實況轉播節目……12個小時後這已經成了一起歷史事件。」導演用黑色鬧劇的方式展示了70年代美國種種的社會問題以及小人物的個體訴求。
　　影片的背景設在71年亞提卡監獄事件之後，在這場監獄暴動事件中，美國警方為鎮壓這場暴動，射殺了40多名無辜的美國公民，全社會陷入對美國政府所宣稱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反思之中，對美式核心價值信仰產生強烈的懷疑與不安。
　　影片的開端便展示了炎炎夏日之下，紐約布魯克林區中人群的焦慮與躁動。阿爾帕西諾所飾演的桑尼與同伴先後走入一家銀行，這個看似有著周密部署的搶劫，卻在正式實施中狀況百出。精明中透著慌張的桑尼懂得讓銀行工作人員遠離報警器，把所有監視器用噴霧塗蓋，在拿出收銀櫃中最後一張紙幣前再壓上一張廢紙防止警報自動響起；但他卻又料想不到，一名膽小同伴臨陣脫逃，整間銀行金庫居然只有2000多美元的現金，驚慌的人質會出現哮喘、糖尿病癥狀、尿急等狀況，自以為聰明地燒燬登記薄而冒出的黑煙卻又吸引到警察將他們包圍在銀行中。自此黑色鬧劇的煙霧開始向全片蔓延。
　　但影片的偉大在於不只圖以荒誕的劫案展示喜劇式的狂歡，而是以荒誕的形式展現整個生病的美國社會和處在這個時代中人物的無奈與困惑。
　　依靠銀行的電話，桑尼（底層公民）同警方（美國政府）開始了接觸，並藉著送有哮喘病的人質外出就醫的機會同警方開始了第一次正面談判。在銀行大門前，雙方相互指責對方虛偽狡獪，言而無信，在憤怒的談判語境中，桑尼向人群怒吼：「不要忘記亞提卡」，提醒人們到底是誰在用虛假的美式民主誆騙大家的信仰。這一聲振聾發聵的喊叫讓所有的圍觀群眾，甚至是銀行中的人質都紛紛倒戈。警方所營造的正義在這一刻模糊了界限，群情激奮的人群把桑尼當做平民英雄，為他吶喊助威；人質們也放棄本可出逃的機會，他們害怕警方會因為維護所謂的正義而以犧牲他們為代價，而劫匪桑尼的承諾似乎更值得他們信任。為維護好這僅存的美式民主遮羞布，在民眾輿論的裹挾之下，警方以虛偽軟弱的姿態開始著有預謀的談判。
　　電話是整場戲中最重要的談判（溝通）工具，每一次的當面對談無不是憤怒對抗、煽風點火、陰險算計的過程，寓示在當下的社會中，民眾與政府的矛盾一經偶然事件的發酵就成敵我之勢，甚至無法冷靜溝通。而只有獨自處在電話的一頭，導演才借桑尼之口講出個體的述求和社會的病態。
　　1 本末倒置的勞工制度：美工的引以為豪的工會制度本是工人階級維護個體權益的重要平台，而在70年代經濟疲憊的美國社會，工會成了剝奪底層民眾取得合理報酬的幫兇。桑尼在電話中對媒體說到只有加入工會才能得到足以生存下去的薪水，工會之外的勞動個體只能獲得每週100多美元的資薪，這對於要養活老婆、孩子、父母以及同性戀人的他來說遠遠不夠，更別說自身生活理想的追求，這直接導致他萌生搶劫銀行的念頭。
　　2 不公平的話語平台：影片中的媒體成了獵奇性、功利性的傳播平台，他們只把鏡頭對準矛盾最集中的火爆點，而對於矛盾之下的深層呼聲置若罔聞。當桑尼在電話那頭接受採訪時談到工作權利被剝奪的時候，電視台竟然以信號中斷為由切掉採訪。一方是話語權的過度浪費，一邊卻是民眾極度渴望在廣闊的話語平台發聲。影片中的人質會因在電視上露臉而忘卻了生命的恐慌，並將此作為談資同其他人質雀躍；一名送披薩給桑尼和人質的外賣員，以為獨處在媒體鏡頭之下而狂歡咆哮自己是英雄。荒誕的個體行為之下隱藏的是整個社會對生命個人的漠視以及人體極度想要展現生命形態而不得的悲哀。
　　3 冠冕堂皇的政治謊言：全片的政治謊言主要體現在「卡提亞」暴動事件中顯現出來的虛妄的美式民主以及越戰中宣揚的個體英雄主義。前者已不用再贅述，後者同樣是以桑尼為核心。桑尼和另一位劫匪都是參與過越戰的士兵，他們聽信美軍的三軍宣言，妄想在戰爭中成就自己的英雄夢，但只有經歷戰爭的慘烈他們才明白在所謂正義這件美麗外衣之下的卻是纍纍白骨。而歸國後，政府層面對這場敗仗緘口不言，也無人關心他們英雄美碎後的身心狀況，迷惘、焦慮、戰爭前後的落差感讓他們與社會格格不入，成為社會的異端。
　　4 邊緣人士被嘲諷排擠 移民們的夢想之國在這個時代並沒有與之匹配的寬容與大氣。「卡提亞」事件是有白入獄警對黑人囚犯的不公平對待直接引發。同樣，同性戀團體的權利訴求是那個時代極為尖銳的矛盾凸顯。個體意識的迅速覺醒，人們對本性與愛有了更多的追求和探索，但主流入士的排擠和打壓造成了這個邊緣團體的苦悶與憤怒。桑尼的男友在警察面前說出「我只是一個女性的靈魂錯誤地裝進男性的軀殼中」時，迎來的卻是輕蔑的嘲笑。
　　5 人性的自私與靈魂的虛無：導演聰明地對整個病態的社會抨擊之後，對身處這個時代的個體的脆弱也不留情面地進行了批評。因為他明白社會的進步依靠的是制度與個體的共同推動。全片中除了桑尼和另一位劫匪有著自己的生活理想並為之行動外，其他的人物幾乎沒有理想的激奮。所有的人群和人質都是那麼地好操縱，當桑尼戳破美式民主的謊言，他們一邊倒地與桑尼站在同一戰線，甚至圍成圓圈護送他上車，而一旦他們被釋放回人群，又能轉眼間融入到從前的生活軌跡中，安然於固有的社會模式。相較於此，人性的自私更顯可怕，它們幾乎摧毀了桑尼所有的信念。桑尼的老婆是一個自顧自我情緒的人，她在電話一頭訴說夫妻之間溝通的隔閡，自己的驚恐和傷痛，以及對桑尼的愛，全然不給桑尼開口的機會，當桑尼終於有機會說：「如果你那麼愛我，你怎麼能躲在家而不是到現場來？」，她啞然失聲，進而又復讀機般重復生活的艱辛。桑尼的父母只當桑尼是個吸錢的機器，她苦口婆心規勸桑尼自首，為的只是他回歸社會後，多生幾個小孩，能向政府索取更多的社會福利金。桑尼的同性情人，一直躲避他，唯一一次電話聯繫卻是要桑尼當著警方的面證明他們不是共犯。
    當然，一切的訴求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一名劫匪被擊斃，桑尼被判入獄25年，這個時代的悲劇用黑色鬧劇演繹出來尤顯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