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的人性和解

作為一部反戰影片，《白色嚴冬》卻沒有任何戰爭場面。它杜絕了爆破與火光營造出的殘酷，也剔除了嘶喊和啼哭堆砌出的悲情。挪威導演彼得-納斯以極簡的場景和最安靜的講述方式描寫了一個最具人性衝突的故事。
英德雙方的戰機在挪威上空將彼此擊落。三名德軍士兵與兩名英軍士兵生還。他們在極寒之中同時找到了一座狩獵木屋。一天前，在天空中殊死搏鬥的敵人突然間以這樣意想不到的方式相見。面對著嚴寒和茫茫白雪，雙方在遲疑之後，同時進入了木屋。
與好萊塢導演在二戰影片中樂於展現的「正義對抗邪惡」的模式不同，挪威導演彼得-納斯冒著某種程度上的道德風險試圖將納粹政權的軍人還原成「人」。這是一種去宣教化的呈現方式。導演將那座風雪之中的小木屋演繹成了一間告解室和人性倫理困境的試驗場。封閉的空間中，敵對的雙方在極端環境下開始了猜疑、溝通、合作與諒解。這是一個完整的從仇視到寬恕的過程。
那是戰時，消滅敵人是天經地義的唯一選擇。但問題是，這些原本在天空擊落無數敵機的戰士，在此之前，消滅的都是「抽象的敵人」，那些墜毀的戰機和死傷的敵軍只是符號和數字，被自己效力的國家政權統計進冷漠的表格。但此刻，在這個挪威木屋中，是五個活生生的人，他們能感覺到彼此的體溫和呼吸，可以交流與對話，這讓原本愛憎分明的軍人們不知所措。
德軍利用人數和武器優勢，對英國人宣稱，他們已經成為了德軍的俘虜。兩名英國人玩世不恭地要求人道主義待遇。於是，五個人開始一邊互相提防一邊掙扎求生。在一次次彼此激怒，互相嘲諷之後，敵對的五個人之間漸漸生出了某種兄弟般的感情。
他們逐漸向對方敞開心扉。一直故意以冷硬姿態保持尊嚴的德軍士兵也不再宣稱為了元首而戰，他們入伍的原因或者為了逃避早已厭惡的家族生意，或者為了逃避失敗的婚姻。士兵們逐漸從「軍人」變成了「人」。軍隊、戰鬥、敵人、國家一切宏大的宣教詞彙慢慢退潮，曾蒙蔽已久的真實內心開始顯露。他們一起狩獵，一同支撐起差點坍塌的木屋，合作為德軍的一名士兵做了粗陋的截肢手術，一起聊著各自的過去與未來的打算。一次聊到興起，突然，德軍少尉霍斯特將手下士兵一直珍藏的有希特勒簽名的《我的奮鬥》扔進了火爐……在這部對情感極度節制的反高潮式的影片中，這個突然的舉動成為了一個安靜卻極為令人震撼的情節。
考文垂大學寬恕與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魯-瑞格比曾寫過一本著作《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他認為將人與罪責分離開來，有幾個重要的環節，比如「道歉、供認和請求寬恕以及表示悔恨和許諾不再重複犯罪。」導演彼得-納斯在《白色嚴冬》的那座木屋中正呈現了這個過程。德軍對英國士兵敞開心扉的交流與合作正是一種道歉，而將《我的奮鬥》扔進火爐則徹底表明白己對於罪責的供認以及對不義之戰的厭惡。
五個士兵拯救了對方的生命，也慰藉了對方的心靈，在一片瑰麗的極光下，兩個陣營的男人們穿著各自的軍裝，一同唱起了歌。那是一個猶如童話般的片段。但外部的戰爭正酣，這個小小的告解室中完成的和解很快就被殘酷的戰爭摧毀。挪威軍隊發現了他們的蹤跡，他們毫不猶豫地擊斃了一名德軍士兵。導演讓現實毀掉了那個剛剛圓滿的結局，戰爭的殘酷與荒誕，暴力造成的人類的非理性隨著槍聲展露無遺。
殘酷之後，導演展露了一絲暖意。1977年，倖存的英國士兵達文波特給遠在慕尼黑的德國少尉霍斯特打了一通電話，邀請他去一次倫敦。兩位曾經的敵人相見，猶如故人重逢。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