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近代史概述

電影《我在伊朗長大》原著作者瑪嘉·莎塔碧，在出版的漫畫序言中談及自己的創作初衷時說：「人們談起這個偉大的文明古國（伊朗曾經就是波斯），總是將她與原教旨主義、狂熱主義和恐怖主義聯繫在一起。我作為一個在伊朗長大的伊朗人，知道這個形象遠非真實。正因為此，創作《我在伊朗長大》對我來說才這麼重要。我認為，不應該根據少數幾個極端分子的惡劣行為而對整個國家做出評判；我也不希望人們忘記那些為了捍衛自由而在獄中失去生命、在兩伊戰爭中喪生、在各種暴政統治下遭受折磨或被迫離開親人和祖國的伊朗人。人可以原諒，但絕不應該忘記。」
　
瑪嘉受從小切身感受與家庭影響，在政治上信仰共產主義。她出生於1969年，此時蘇聯正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紅色政權日益擴展，共產主義在中東的勢力亦在極力擴張。瑪嘉在序言中所說的「為了捍衛自由而在獄中失去生命」指的就是以她的阿努什叔叔為代表的一群人，阿努什叔叔是一名因共產主義信仰而不惜背叛父親的司法大臣秘書，一名逃到俄國學習馬克思主義卻流淚思念家鄉的遊子，一名為了回家而被抓住死在政府反共迫害下的犯人，一名最終以俄國間諜身份作處決登報的普通人。阿努什叔叔死之前只見了瑪嘉一個人，對她說：「我一直希望自己有你這樣一個女兒。你會看到，總有一天無產階級會掌握政權！」他送給她最後的天鵝。對於十幾歲的小瑪嘉來說，她終於擁有了一個英雄般的榜樣。但她也可能會逐漸懂得，作為「英雄」的悲痛，超越於作為「英雄」的光榮。伴隨苦難伊朗同在的普通人們，只是以綿薄的力量去試圖點亮燭火。
　
不僅僅是阿努什叔叔。還有承受熨斗與分屍的西爾馬克，被槍決的弗萊東和他臨刑前要求做愛留下子嗣的女友，告訴瑪嘉要永遠誠實廉正的奶奶，冒死去街頭拍照的爸爸，斥責正是戰時過度掠奪而導致物需緊缺的媽媽。革命後說自己臉上的胎記是抗爭留下的傷疤的鄰居。曾經聲稱國王是上帝選中的革命後又叫小朋友撕下他照片的老師。努力去維持一個宗教式莊重社會而不斷在街頭抓人的風紀警察。自以為替天行道捍衛正義的小孩子們。有能力選擇離開伊朗的富人。他們在與這個時代一同呼吸著。

在漫畫中，瑪嘉對於自己感受生命、思想轉變有細緻的過程記錄，而在電影中，更多是抽取出部份情節，並配以沉靜有力的音樂，用更精緻的方式再創出一種具有表現主義特色的藝術，相對於漫畫更有整體感染力。對電影有更深興趣的觀眾可以看看原著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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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出生於一個伊朗富裕家庭，爸爸開凱迪拉克，家中有女僕。但是小瑪嘉對此總是覺得很不對勁，女僕為什麼不和他們一起吃飯？後來女僕與鄰家男孩相愛，女僕騙對方瑪嘉是自己的親妹妹，可不幸的是後來女僕的低賤身份被拆穿了，她愛的男孩離她而去。這讓瑪嘉粗略認識到社會階級的差異給人們帶來的痛苦。瑪嘉的外公、叔叔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實踐者，父母也深受共產主義影響，可以說在一個致力於消除階級差異的政治信仰環境中長大。瑪嘉從小讀了很多書，尤其對《辯證唯物主義》感興趣，覺得馬克思和上帝很像，都有白花花的大鬍子。後來，她留學維也納，受到一些巴枯寧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的影響，回國後，不斷目睹共產主義者在伊朗接連遇害卻最終無力抵抗宗教本位的大潮，加上個人婚姻生活的變革，她再度決心重新到歐洲尋找自由之路。後來她在朋友鼓勵下創作出《我在伊朗長大》 ，把她眼中真實的伊朗和她個人青春的懷念一起呈現給了世界。

由漫畫改編的電影在法國坎城電影節上獲得評委會大獎後，瑪嘉的故事引起了轟動。但此時，伊朗半官方新聞機構出來稱：這是一部沒有反映出「伊斯蘭革命」偉大成就的影片。該片獲獎是一種反傳統的、不合時宜的行為。
　
伊朗近代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也是本片中開頭「打倒國王」的群眾性運動的大面積爆發時期。這時的伊朗反西方情緒高漲，渴望建立伊斯蘭國家的訴求廣泛蔓延。
　
伊朗民眾為什麼反西方卻要求國王下台？這其中的淵源很久，故事要從1925年伊朗巴列維王朝建立開始，一位叫禮薩·汗的上校發動軍事政變上台，他倣傚西方，對伊朗進行一連串改革，包括興建現代化設施，如伊朗縱貫鐵路、德克蘭大學，並對國會進行改革，大力加強中央集權制度。後來他的兒子巴列維繼位。眾所周知伊朗是石油資源大國，石油可以說是引發伊朗與西方世界無窮博弈的潘多拉之盒。巴列維國王執政期間，美國為了石油利益大力扶持伊朗。但石油資源的任人宰割終會引起有識之士的反抗，1951年，議會選出第一任總統摩薩台，他上台後最重要的舉措就是石油國有化改革。這觸怒了伊朗石油原本的操控者，英伊石油公司中的英國勢力。美國在英國要求下，策劃政變推翻了摩薩台。巴列維國王重新在美協助下執政。民眾反抗美國干涉內政的情緒擴散起來，巴列維國王後來又發動了學習西方農業工業模式的白色革命，遭到伊斯蘭教宗教領袖賽義德·魯霍拉·霍梅尼的大力反對。巴列維將霍梅尼逮捕後驅逐出境。
　
巴列維王朝時期的伊朗，致力於向西方學習現代化，對伊朗社會進程有很大的正面推動作用，瑪嘉小時候也是得益於政府提倡西化，而有機會在法國學校學習，那時候她不用帶面紗，和男孩子在一起上課，接觸到更多自由世界的產物。然而在巴列維國王親西方、推動現代化、奢侈生活的同時，貧富差距擴大，無數伊朗民眾正處在飢寒交迫中。革命的最初理由都是相似的，也正是相似的境遇引起國人對片名《我在中國長大》的調侃。但伊朗這種底層人群生活的不滿還牽動出了壓抑著的宗教問題，代表傳統伊斯蘭文化的社會保守力量的抵抗情緒逐漸積壓，直到催生出霍梅尼這樣的宗教領袖，反抗巴列維的白色革命對伊斯蘭宗教的破壞。霍梅尼雖然隨即被捕流放，但其捍衛宗教本貌的堅定立場使其逐漸影響力擴大，十四年後醞釀成伊斯蘭革命，在無數罷工遊行抗爭，阿巴丹戲院火災、黑色星期五的犧牲後，伊朗終於迎來了王朝的顛覆時代。
　
1979年，巴列維王朝大勢已去，國王離開，霍梅尼回歸，受到百萬民眾的歡迎。人們高呼「伊斯蘭、伊斯蘭、霍梅尼，我們會追隨你」的口號。後來國王因癌症去往美國，伊朗人民要求美國交出國王，讓他回國接受審判，而爆發了伊朗人質危機，伊朗民眾佔領美國駐伊大使館，綁架了52名美國人要挾美國。電影《逃離德黑蘭》正是在這樣背景下的一個半真半假的故事。在人質危機中，伊朗人民將美國同意接收巴列維國王的新仇，與美國以世界警察姿態不斷干涉伊朗內政實則為獲取石油利益的舊恨一道發洩在無辜的美國大使館工作者上。但對於他們而言，他們認為自己別無他法來抗衡彼此力量懸殊的強國。他們放空槍來讓人質誤以為被處決，並錄製過程視訊要挾美國。伊朗政府開始否認官方參與綁架，但隨著事態發展便逐漸預設。危機共持續了444天，該事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競選連任失敗。最後事件以巴列維國王病故，伊朗無奈釋放人質而尷尬結束。
　
從伊斯蘭革命到人質危機一系列的事件，顯現出伊朗人長期忍受到頂點後起而對抗西方的集體心理爆發。然而，歷經艱辛革命後的伊朗並沒有獲得夢想中的平靜，這只是伊朗內部宗教保守一面的勝利，以《古蘭經》為中心的清律生活回歸了，女性為了呈現端莊戴起面紗，像物品一樣歸屬於丈夫，西方流行文化遭遇抵制，還有屬於全球性問題的貧富階級對立。這種狀態在影片《一次別離》中亦有表現。而霍梅尼的崛起代表著伊朗甚至中東地區對於伊斯蘭宗教捍衛熱情的主流。霍梅尼反對西方毒害，也反對共產主義，只認可政教合一的權威。他曾因一名叫做拉什迪的小說家寫了一本諷刺穆罕默德的小說而懸賞號召伊朗人去謀殺他，來捍衛宗教尊嚴。這就是著名的拉什迪事件，因為小說家在英國定居，曾一度讓英伊關係緊張。而對於共產主義，霍梅尼上台後大規模逮捕伊朗共產主義杜德黨，瑪嘉的叔叔亦是此時遇害的。共產主義在伊朗的力量從此大為削弱。雖然共產主義力量在伊斯蘭革命中曾起過一定作用，但伊朗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流矛盾是宗教保守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之間的對抗，貧富差距雖然存在，但剝削尚未達到反抗的折點，從俄國受馬列主義薰陶洗禮而歸國的青年們在這裡找不到根基深厚的群眾性力量，共產主義最終只能在伊朗曇花一現。
　
瑪嘉離開了，但伊朗的衝突卻仍在繼續。苦難的伊朗，剛剛結束伊斯蘭革命的流血，1980年卻又迎來了薩達姆發動兩伊戰爭的噩耗。八年的抗爭除了無辜的犧牲之外沒有任何結果。瑪嘉回國後，只能走在無數以烈士命名的街道上，感受著如同墓園一般的德黑蘭。
　
在對伊朗絕望後，瑪嘉再次選擇了離開。後來瑪嘉在法國生活了十幾年後，她說：「法國就像是我的妻子而伊朗則像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哪怕她是失常的或者是發瘋的，並不會改變她是我母親的事實。我當然可以選擇自己的妻子但是我可能會選錯、離婚或者和藏在另一個地方的女人一起生一個孩子。」
　
伊朗的歷史仍舊在繼續。電影並不是了解歷史的最佳窗口，但好的電影對於社會張力有超越文字力量的呈現。與中國類似，伊朗的電影審查制度尤為嚴格，但戰後的伊朗卻在藝術上造就了苦難後的噴發，不斷湧現以表現純粹人性、刻畫真實痛苦為宗旨的電影藝術作品，並屢屢驚艷世界影壇，問鼎國際最高獎項。1997年的《櫻桃的滋味》《小鞋子》、2011年的《一次別離》堪稱代表。
　
今天的伊朗，剛剛結束2009年的綠色革命，有20多名勇者在質疑選舉公平、要求民主的抗爭中犧牲，最終以政府重新進行選舉驗票告終。這場革命獲得了世界著名BT資源網站「海盜灣」的聲援。無數伊朗人因此在心中萌發渴求自由的種子。這種子要有一天長成大樹。這棵樹由烈火淬鍊，由鮮血澆灌。但對於身處第三世界的伊朗整體而言，還處於固守宗教條例的蒙昧之中，資本的誘惑潮流尚未全面到來，幸福的道路尚且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