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摩爾的原型是編劇的母親

在豆瓣閱讀的《全球書評第3期：伍爾夫的思想撤退》中看到這篇由本片編劇Michael Cunningham寫的一篇名為《伍爾夫，母親，我》的文章。該文清晰解釋了編劇由何想起三線敘事，三線間為何關係，各有何指。編劇身患絕症的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看到朱利安·摩爾扮演的自己，看到孩子對於自己內心以及一生的理解也會有所欣慰吧。
我們所有人，在從事日常事務時，我們實際上徘徊於這個廣闊的世界中，並時時刻刻不以我們的存在改變著它。

下為全文：
譯者： zm_1805 原作者：The Guardian
我得事先告訴你，維吉尼亞•伍爾夫在聚會上是很有趣的一個人。這麼說，是因為即使在她過世70年後的今天，人們仍然常常把她想像成英國文學界的神秘女士，憤怒且悲傷，從文學史上某個昏暗的角落怒視過來，口袋裡還緊緊攥著一塊石頭。
當然，她有過憂傷的時刻。這個我過會兒再談。但是首先我要向不了解她的人宣佈，當她沒有沉浸在她陣發性的抑鬱中時，她是一個十分熱愛聚會的人。她可以就幾乎任何話題談笑風生。她渾身散發著魅力。她對別人說的話很有興趣（雖然我必須承認，她有時也很打擊人）。她熱愛未來，期待著可能發生的奇蹟。
身為一個無畏的女權主義者，她卻很容易因為別人對於她著裝的一句嘲諷，連日自責。她不容易自我鼓舞。並且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缺少時尚的細胞。同時，她對她的作品極度缺乏自信。她常常懷疑，她在小說方面「華而不實的實踐」，很有可能和其它別人無謂嘗試的成果一起，被束之高閣。
很多藝術家身前不被人欣賞，在後世作品卻大放異彩，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然而，對於伍爾夫這樣一位充滿魅力卻同時敏感脆弱的女人而言，她患有陣發性的抑鬱症，性冷淡，穿衣品味奇怪， 說起來就不像個足夠堅強，能經歷歷史狂風大浪考驗的英雄人物。更不用說和詹姆斯•喬伊斯（詹姆士 Joyce,同時期另一位現代主義者）相比。後者大肆鼓吹自己的天才，如同將軍規劃一場進攻一樣，為自己的不朽英名做足準備。
70年前，伍爾夫投河自殺，享年59歲。其中部份原因還在於，她的最後一部小說，《幕間》(Between the Acts)，徹底失敗。像她這樣，在身前對自己的成就如此不敢肯定的偉大作家，相對還是比較少的。
從我自己的小說《時時刻刻》(The Hours)發表之後，因為伍爾夫是我文中的人物，我對她的生活和工作有了些（也許是很膚淺的）了解，卻意想不到地成為了公認的這方面的專家。我很驚奇有太多人這樣跟我說：「是，伍爾夫是很了不起，但是她成不了喬伊斯，不是嗎？」
她確實成不了喬伊斯。因為她就是她自己。她有她的侷限之處。她只寫上層社會名流的生活，並且與性愛毫不相關。她所有的作品裡一共只提及了兩次浪漫的親吻--- 一次在《遠航》（The Voyage Out）一書，一次在《戴洛維夫人》（Mrs Dalloway）一書。在這兩本相對早期的書之後，她再也沒有寫過任何情色的片段。
但是說真的，我懷疑人們拿伍爾夫和喬伊斯相比，對她的偏見可能更因為她的寫作多關於婦女，以及當時婦女主要掌管的領域--- 家庭事件。而喬伊斯就相對嗅覺靈敏，他寫的大多關於男人。
身為女人，伍爾夫特別能夠理解沒有太多事情可乾的女人們所經歷的無助感。她知道，並且強調說，主持家務安排聚會的生活未必就一定是沒有意義的生活。她使我們明白，即使是最恭儉的家庭生活，對於經歷著這種生活方式的人而言，仍然是了不起的征程，不管它在外人的眼裡看起來多麼平凡。她拒絕像其他大多數作家那樣，忽視這種「平凡」的生活。
這也許和伍爾夫本身不穩定的精神狀態有關。而且她也擔心自己會被當成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而被忽視。如果她擔憂過多或是異常興奮，她就會陷入絕望的精神狀態，那時「抑鬱」這樣的術語相比之下，就顯得十分正常了。在她清醒的時刻，她很擅長舉辦聚會。但別的時刻，她簡直叫人無法安慰。她看到幻覺。她用天才特有的致命的犀利，猛烈抨擊親近的人，她的丈夫倫納德（Leonard）首當其衝。而這苛刻的本領，即使在邏輯喪失的時候，也依然功力不減。這樣的維吉尼亞就一點都不可愛了。
黑暗的魔咒總會逝去，通常也就是幾個星期的事。但是伍爾夫卻常常籠罩在對下一次魔咒發作的恐懼中，並且她擔心自己的精神狀態太不穩定，而不能維持作家生涯。當她開始寫小說時，她對自身瘋狂的恐懼使得她寫了兩部相對傳統的作品：《遠航》(The Voyage Out)和《夜與日》（Night and Day）。她想向自己和他人證明，她（大多數時候）足夠清醒，也可以像其他小說家一樣寫出正常的小說，而不是一個瘋女人的胡言亂語和瘋狂怒吼。她尤其要力圖證明白己的健康，因為她的編輯是她同母異父的哥哥喬治•達克沃思(George Duckworth), 而此人曾在她12歲時非禮過她。不難想像，通過這最初的兩本書，伍爾夫想向達克沃思證明，他並沒有對她造成長久的創傷。也不難想像，同時期幾乎沒有男性作家身陷這樣的境遇。
在《夜與日》出版之後，為了緩解伍爾夫的「黑暗魔咒」和燥郁不安，她和倫納德搬去了里奇蒙（Richmond）安靜的郊區，並在他們自己住處的地下室創立了印刷社。這就是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的發源地。它早期的出版物包括了伍爾夫高度反傳統的小說《雅各的房間》（Jacob's Room）。和倫納德一起出版她自己的作品，造成了很大的變化。很突然地，伍爾夫就不再對任何人作出回應。她已經證明過了她有能力寫出類似其他作家的小說。這樣，就迎來了她創作的輝煌時期，該時期一直延續到她去世為止。她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什麼。《雅各的房間》之後，緊接著出版了《戴洛維夫人》，《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奧蘭多》（Orlando）,並從此一發不可收。
這份新的自由對於伍爾夫成為藝術家很關鍵，卻對她的陣發性抑鬱治療效果不大。抑鬱症困擾了她的一生。當時，心理學還完全沒有成形。雖然霍加斯出版社後來出版過佛洛依德(Freud)早期的書籍，但是當時伍爾夫卻沒有任何治療方案可以借鑑。在二十世紀20年代，人們認為精神不正常起源於牙齒發炎，並最終感染大腦。伍爾夫因此拔過幾顆牙，卻並沒有好轉。
儘管如此，如果說伍爾夫比大多數人都更了解最深痛的悲哀的話，她通過奇特的意志顯示，她也比幾乎所有人都更擅長傳遞活著的美好--- 那份能夠在一個普通的六月的星期二，生活於這個世間的平淡的喜悅。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這些粉絲如此狂熱的愛著她。她知道生活有多麼糟糕。但是，她仍然堅持相信簡單永恆的美好，儘管美好往往轉瞬即逝。伍爾夫對於世界的熱愛與樂觀，這份堅定值得我們信任，因為她是一個經歷過生活最低谷的作家。在她的書中，生命生生不息，宏偉奢華，美妙絕倫；它超越障礙與挫折。
我在高二的時候第一次讀《戴洛維夫人》。我很懶，不是那種可以拿本書讀得如痴如醉的孩子（而且可以肯定地告訴你，我就讀的洛杉磯的學校專為懶人修訂的課程中，並沒有收錄此書）。我只是急切想取悅一個當時在讀這本書的女孩。我希望，通過顯得有文化一點，我可以獲得女孩的芳心。
如果你還不了解，《戴洛維夫人》講的是一個叫做克拉里莎•戴洛維的女人一生中的一天。這位克拉里莎•戴洛維是個52歲的夫人。在書中，她接受了個任務，遇到了已經沒有火花的舊情人，睡了一小會兒，辦了個聚會。這就是全部情節。
然而在此書中，我們並不僅限於克拉里莎的視角。人物間的思維意識不斷交替，就像接力賽中選手們的接力棒一樣。我們進入年老的求婚者彼得•沃爾什（Peter Walsh）的腦海；我們和克拉里莎的女兒伊莉莎白 (Elizabeth)一起購物；我們再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受了彈震症，精神失常的老將塞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史密斯）一起待一段時間。我們還進入了一些完全次要的人物的腦海中，不過都是很短的片刻而已--- 一個與克拉里莎相遇於龐德街頭(Bond Street)的男人，一個坐在海德公園(Hyde Park)長凳上的老太太。我們最後總會回到克拉里莎身上，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隨著她平常的一天的展開，她也被身邊人的不同的悲喜劇所環繞。於是我們理解當克拉里莎，或者說我們所有人，在從事日常事務時，我們實際上徘徊於這個廣闊的世界中，並無時無刻不以我們的存在改變著它。
在《戴洛維夫人》一書中，伍爾夫斷言，任何人一生中的一天，如果仔細觀察，都蘊含了我們對於人類生命希望了解的一切，就像每一股DNA都蘊含了整個生物體的藍圖一樣。從《戴洛維夫人》和伍爾夫其他的小說中，我們知道，沒有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只可能是人們觀察它們的方式不對。
我在15歲那年，是完全不能理解這些的。我看不懂《戴洛維夫人》，而且我也完全沒能在那個女孩面前顯得機靈（上帝保佑她，不管她如今在什麼地方）。但是即使身為一個無知且懶散的孩子，我已經能夠注意到伍爾夫語句的密度、對稱性和強度。我心說，哇，她運用語言就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玩吉他一樣。我這樣說的意思其實是，她在混亂與秩序間遊走自如。她信手拈來，然後在句子似乎即將鬆散無序時，又及時將它拉攏結合進主旋律。
我在此之前唯一的寫作經歷還僅限於簡單的告示。伍爾夫的句式對我醍醐灌頂。很有可能別的書籍中也有類似的叫人稱奇的語句。事實上，我後來發現有一些書確實如此。閱讀《戴洛維夫人》逐漸地使我變成了一個讀者。
那次的首次閱讀，使我既迷茫又心存敬畏--- 甚至可以說，它改變了我的信仰。在之後的幾十年里，我試圖寫一部關於伍爾夫和《戴洛維夫人》的小說。我虔誠地來實現這個理想。因為，其一，當一個人和天才站在一起時，他會顯得比他本身更加渺小。其二，我是個男人，而伍爾夫除了是個偉大的作家外，更是女權主義的象徵。長久以來，人們就認為她屬於女性群體。
然而，我還是想寫一本關於讀書的書。儘管我年輕時並沒有讀懂《戴洛維夫人》的強大內涵，它卻教會我紙筆的力量。對於我們一些人而言，在特定的時刻讀了特定的書，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經歷，同時也和傳統的帶來小說寫作靈感的事件（如初戀、喪失親人、婚姻失敗等）一樣，是寫作材料的重要組成部份。
儘管我對於寫出這樣一本書仍有疑慮和擔憂，但是我覺得與其寫一本完全知道怎麼寫的書，在這份未知和刺激中鍛鍊自己更有意義。於是，我提起了筆。
我的小說《時時刻刻》是《戴洛維夫人》的現代複述版。我想知道，在當今這個婦女擁有更多選擇機會的世界中，克拉里莎•戴洛維的性格會有多大改變。這很快就被證明其實是我的自以為是，無法讓人信服。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盡善盡美的戴洛維夫人，誰還想再要一個翻版呢？
固執如我（固執其實是小說家一項重要素質），我很不情願就此徹底放棄此書。我試著將它改寫成兩條線，讓關於現代戴洛維夫人的章節和伍爾夫當年寫此書時代的情形交替出現。在那個年代裡，她不安多疑，卻寫下了這本不朽的著作。我甚至還試過在奇數頁寫伍爾夫的故事，在偶數頁寫克拉里莎的故事，這樣在每次翻頁時，兩個故事就會親吻。這個主意現在在大眾面前說起來很像無稽之談，但是在我一個人孤寂地思考時，卻顯得可行得多。
然而，即使加入了第二條線，這本書感覺還是不對。它始終不能散發出文學的氣質，而固執地只是一個小說的構思，而不是真正的小說本身。
到這時，我幾乎已經決定就此放手，重寫本書了。但是一天早晨，我坐在電腦前，開始思考為什麼伍爾夫對我如此重要，以致於我願意花費大半年的時間，就她和她的作品，寫一篇註定失敗的小說。誠然，我熱愛《戴洛維夫人》，但是每個小說家都有自己鍾愛的許多部作品，他們卻很少有人感到有必要為了本舊書來寫一本新書。（我唯一能想起的例外是讓•里斯(Jean Rhys)的《藻海無邊》(Wide Sargasso Sea)。當然，這本書是從羅切斯特（Rochester）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伯莎(Bertha)的角度來重新講述了《簡愛》(Jane Eyre)。）
那麼，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坐在電腦前，我想像著克拉里莎•戴洛維，繼而又想像她的創造者伍爾夫，站在她的身後。然後，完全沒有徵兆的，我想像著我母親站在伍爾夫的身後。
我開始思考這一切，然後我意識到我的母親，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第三個女性的合適人選。我的母親是個家庭主婦，正是伍爾夫稱作「宅屋裡的天使」的那種女人。和許多這樣的天使一樣，我的母親將她的一生獻給了這個對她而言極其狹小的天地。她在我眼中，一直像個亞馬遜女王，卻被捕獲到這郊區，被迫生活在這個難以容納她的牢籠之中。而這一切，又似乎命中注定，難以逃脫。
我的母親通過對任何細節吹毛求疵來掌控她對生活的失意。她可以為了決定聚會上雞尾酒的餐巾而花費大半天。她每頓飯都做的極其精緻，卻仍然不住擔心做的不夠好。細菌終於決定不再進駐我家，因為它們在此完全沒有生存之地。
坐在電腦前，我開始思考……如果你把最終的目標去掉（這目標對其中一個女人是小說，對另一個，是一個任何糟糕陰暗的東西都不能生根的完美精緻的家），剩下的，其實是相同的努力--- 努力去實現一個理想，與崇高相接，創建出無論多麼了不起的雙手和思想都無法創建出的宏圖偉業。
從某些最基礎的層面上來看，我的母親和伍爾夫是在從事相同的偉業。她們都在追求無法實現的理想。倆人都永不滿足，因為她們的成果，不管是小說還是蛋糕，都不能而且永遠無法與她們的理想相稱。這個理想，好像永遠飄忽在遙不可及的前方。
在伍爾夫的遺志下來看，這樣的等價是對的。她一再強調，沒有生命微不足道，女人的生活比男人的更容易被忽視。
因此，我將我的母親改名為蘿拉•布朗（Laura 布朗，名字來自於伍爾夫的文章《貝內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布朗）》），這本書被修改成了三條主線並行。我按照這樣的構思寫下去。
儘管一個偉大的作家什麼時候說起來都首先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不管他或她的人生以及其他事件如何，伍爾夫卻很可能是女性生命最偉大的編年史編撰者。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從不是聲明顯赫亦不是臭名昭著。她們擁有的技能都只是傳統的女性技能。戴洛維夫人和《到燈塔》中的拉姆齊太太（Mrs Ramsey）一樣，是一個無可挑剔的女主人。她們都非常擅長組織晚宴，使晚宴上每個人都不受拘束並有參與感。她們確保食物和中央擺設完美無瑕。這樣的技能，在此後的幾十年里，已大大貶值。我們如今更傾向（也最好是這樣）女人能夠負起更大的職責。而這些職責，即使在2011年的今天，仍然更多是賦予男人身上。
伍爾夫的天才，部份還在於她從不貶低她創造的女性角色，也從不誇大她們的功勞。反而是她小說中的男人們讓人感覺到有點可笑：理察•戴洛維（Richard Dalloway）在法庭上幹著一份渺小的工作，拉姆齊先生需要人們對他的智力、能力與潛能不斷地給予肯定。在書中，當男人們不斷工作，並對他們在世間的地位沮喪嘆氣時，女人給她們的男人和家庭注入生命。女人是房間裡流動著的電波。女人不僅是安慰的源泉，也是活力和智能的源泉。她們知道，當我們的工作最終被年輕人接管，我們的塵世工作被束之高閣之時，我們仍然需要食物和愛。
伍爾夫對於這一切儘管寫得十分睿智，真實生活中卻並不如此肯定。這一點其實並不算意外。在她的眼裡，她的姐姐瓦內薩(Vanessa)才是真正的藝術家。瓦內薩有孩子有愛人，有一種敢作敢為的氣概，伍爾夫甚至願意成為瓦內薩的畫中人。伍爾夫承認，她的姐姐未必是學者中最聰明的，卻擁有熾熱的激情，而她自己，則是個乾枯不育的老處女姨娘（她和倫納德的婚姻是友善的，卻沒有激情），終生寫書。儘管這是個令人羨慕的職業，與生兒育女相比，終究相對枯燥。
即使她寫出了《一個人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這樣的作品，她仍然有著上述想法。早期的女權主義，實現起來遠比我們想像得要難。你也許可以說，衡量一個藝術家的偉大與否，就看他是否能夠超越他或她本身的個性、對安全感的渴求以及其它小毛病。伍爾夫為女性呼籲平等，但同時，也因為自身沒有後代，而覺得活得很失敗。
令作者、代理商和編輯們意外的是，《時時刻刻》（這原本是伍爾夫對於《戴洛維夫人》一書最初的命名）不知什麼原因，逃離了似乎是它顯而易見的命運安排--- 被伍爾夫的一小群粉絲閱讀（很大可能還不被認可），然後以僅存的一點尊嚴，向剩餘的讀者進軍。它銷量還不錯（如果以暢銷書的標準來衡量的話），最大的驚喜是，它還被製成了電影，且大受歡迎，由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扮演維吉尼亞，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扮演克拉里莎，朱麗安•摩爾（茱莉亞nne Moore）扮演蘿拉。很多人問我，我覺得伍爾夫會對書和電影怎麼看。我肯定，她不會喜歡我的書--- 她可是一個非常凶暴的批評家。她估計也不大會喜歡這部電影，不過我還是願意認為，她看到自己由美麗的好萊塢電影明星扮演應該會很高興。
 
我的母親，作為小說中唯一活著的人物，對小說並不滿意，儘管她勇敢地表示她喜歡。我實在愚蠢，居然會認為她會對此事很高興，因為我把她的生命看得如此重要，必須寫進小說。我卻沒有想到，她會感到被曝光，被背叛，以及被誤解。母親們，永遠不要讓你們的孩子成為小說家。
在小說出版幾年以後，電影還在製造之時，我的母親被查出來患有癌症。因為長期沒有檢查出來，到發現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在確診後，我母親活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在她生命最後的日子裡，我和我的父親，姐姐一起，在洛杉磯與她相伴。我致電給電影製片人斯科特•魯丁（Scott Rudin）。我說，我的母親估計看不到電影上映了，能不能請你安排，讓她看到目前你已經拍出的電影片段？魯叮噹時只有20分鐘的日常紀錄片，他派人送到我家。我把碟片插入電視，而信使則在另一個房間耐心地等待。
於是我和我身患絕症的母親，一起坐在從我15歲那年就買回的沙發上，觀看朱麗安•摩爾扮演著她，彷彿又回到她年輕的時代，神采奕奕。
這在世間萬物之間只能算是一件極小的事情。它是一件微小的恩惠。然而，十年之後，我仍然為事情的運作方式感到驚奇。在歲月長河的一端，伍爾夫開始寫作一部新的小說。她擔心這會不會只是一時的好奇心驅使，會不會是人類又一次失敗的實踐。而這實踐者瘋狂遠多於天賦，只是一個壯志未酬的作家，每天關注於世間普通婦女的生活。她們被戰爭、折磨以及整個人類的謀殺所困擾。在歲月長河的另一端，70年後，我的母親這樣一位理論上可以出現在伍爾夫書中的人物，觀看著自己由才華橫溢的演員扮演，知道（至少我希望她知道）她的生活遠比她自己所敢想的要有意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