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編劇非行、導演非行的一封信。

編劇非行，導演非行同志。香港片您老看多了吧！
全民目擊的故事背景是在中國大陸，不是香港。你在準備拍該片的時候就沒有去我國大陸的中級人民法院旁聽過哪怕是一次的庭審嗎？你沒有和哪怕一個律師、法官或者是檢察官談過嗎？
我相信，拍攝這個片子的時候你所想反映的是一個社會問題。但你的表現手法卻是通過法律手段。那麼法律作為一種貫穿該片的手段，所以應當嚴謹。
我國的訴訟程序是這樣的：首先案件發生後由公安機關進行偵查，檢察院審核過公安機關提供的證據之後，認為符合公訴條件的話可以提起公訴，如果認為證據缺失，可以發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
檢察機關本身一般並不直接進行偵查。
還有，庭審時的法庭佈置也不是這樣的。被告人是站在審判人員的正前方的。
公訴人或者辯護人對證人以及被告人的發問是無需走到證人或者被告人面前的。
在其中一方發問的時候，另一方是無權反對的。
公訴人的稱呼也不是公訴組。
作為收費最高的律師，最好的公訴人，開庭的時候沒有人說法言法語。
而著一些，如果在香港就是習以為常的了。因為法系不同，法律適用不同，那麼審判程序也是不同的。
另外，根據我國法律的規定，辯護人最多可以聘請兩位。法庭上是不允許三位辯護人的。
當事人的定義錯了。作為一名律師，當事人僅僅是其委託人。並非是誰出錢誰是當事人。作為刑事案件來說，辯護人的當事人僅僅是被告人而已，理性來分析，被告人的父親在律師眼中也不是當事人。只要是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是可以使用的，哪怕是牽扯進當事人的父親。
律師在會見的時候，看守所的警察是不在場的。
作為律師來說，調查取證的權利是非常有限的。
非行兄。如果您真想拍好這個片子的話，還是體驗一下生活吧。這類嚴重不符的電影還是別再拍了。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