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目擊：省去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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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北京日報》，2013.9.26
           
         路見

　　《全民目擊》是一部華語「話題電影」，身兼編劇與導演兩職的非行創作這個故事的動因，源於近兩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幾樁社會熱點新聞。與此同時電影也有意和現實保持了距離，比如虛擬的全峰市大部份取景是在天津—全國少數幾個大規模保持殖民地風格的城市，因此這座看起來現代但是又充滿異域特色的都市空間讓審判本身和現實保持了一種距離。燈光師製造的室內陽光從西邊打入，照在審判長所在的席位上，讓審判席的權威多了一些溫情色彩，實木地板、羅馬紋飾、全景鏡頭展示法庭穹頂的外觀設計，都傳達了似真非真的幻覺；尤其是說著香港口音國語的郭富城扮演公訴人出場後，讓這座法庭成功地製造了間離現實的空間特徵，或也隱含著對法律建設的一個願景。

　　在英美法系中，當案件本身和證人有利害衝突時，證人可以「因為舉證和本人有利害衝突」而放棄作證，一方面是法律對於自證罪行的一種平等對待，另一方面也是對夫妻、父子、兄弟互相包庇保護的一種倫理寬恕。美國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流行的黑色電影（film noir）就喜歡涉及這類題材，父子為對方頂罪，善良的姐姐保護變態殺人狂的弟弟等等。《全民目擊》的情節核心延續了父親為女兒頂罪，女兒為父親認罪的敘事邏輯。研究好萊塢電影的學者霍華德·蘇伯在他的《電影的力量》中指出，美國電影能夠流行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它的保守。好萊塢的大片永遠都是在重複、鞏固人們對友情、親情、愛情的信念，這些傳統的、保守的、具有中產階級文化特色的信念也是人類舒適度最高的意識形態，《全民目擊》重複的就是親人之間互相為對方犧牲的這個信念。

　　作為一部律政特色的商業電影，《全民目擊》以三次庭審中的「轉折」和「突變」推動了故事的發展和高潮，而在法庭空間之外完成了推翻和重組這些轉折、突變的功能，追尋和靠近「真相」是這場懸念的最終目的。第一次庭審開始前作為三種力量的童檢察官（代表政府執法部門，郭富城飾）、律師周莉（開車撞死人的林萌萌的辯護人，余男飾）、林濤（林萌萌的父親，周莉的僱主，童檢察官的對立面，孫紅雷飾）先後驅車趕往法庭，航拍三輛車先後交叉行駛的緊迫場面形成了三種對抗力量，而林濤和周莉並非簡單的雇用利益一體的關係也在這場「追車」式的航拍中做出了暗示。第一次審判中公訴人童檢察官證據確鑿，指證林萌萌殺人，但是當林家報案的司機孫偉出庭作證後，劇情出現了第一次翻轉：辯護律師周莉指證孫偉因為嫉恨林濤與妻子通姦，而在發現林萌萌撞傷歌星楊丹以後順勢將其殺死，陷害林濤一家；孫偉在周莉咄咄逼人的追問下心理防線崩潰，承認了殺人經過—一場證據確鑿的殺人案真兇另有其人，成為電影第一個「突變」。但是第一次庭審結束後童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周莉都不能接受這個「真相」，周莉因此悶悶不樂而童檢察官則跑到林濤公司發願說要追查到底絕不輕易放手。

　　場外證據的「發現」讓真兇再次易主—童檢察官收到一份匿名的錄像，事實上這份錄像是律師周莉寄給童檢察官的，錄像中殺死楊丹的兇手是林濤。像周莉步步引誘孫偉露出馬腳一樣，童檢察官以類似的方式擊潰了林濤的心理防線，讓他「失口」承認自己是兇手。這一次法庭證人的失控較有說服力，很快案件塵埃落定，林濤入獄。而對於尋找真相的童檢察官和律師周莉，這件事並沒有結束。童根據林濤的性格，推理其毫不爭辯的法庭認罪十分可疑；而與此同時，周莉也發現了錄像中的破綻，找到了拍攝假錄像的倉庫—原來林濤為了讓女兒脫罪，製造了一份錄影帶。

　　電影最初激發人們興趣的是它對記錄真實的驚奇。「全民目擊」這個主謂短語後面省略了作為「真相」的賓語，這一省略不僅是對電影標題的選擇性裁剪，同時它還產生了一種「懸置」效果，即真相在哪裡？是什麼？存在與否？以及「真相如何被看到」？林濤製造的偽證就是一份影像記錄，和電影的記錄方式一樣，他以人工重新搭景、拍攝複製、還原的方式製造了一份亂真的錄影帶，為女兒洗脫罪名。這份錄影帶之所以能馬上被童檢察官採納是因為它以假的方式說出童心中的真相—林濤是有罪的。童檢察官是否應該以旁觀的方式讓這個「無罪的罪人」接受法律的懲罰？林萌萌是否能以背叛父親的方式放棄「重生」，說出真相？作為一部涉及司法公正的商業片，它在中國大陸的生存選擇並不多。此片選擇了忠於審片和大眾趣味的正劇結尾—女兒在刻意製造的瓢潑大雨中洗禮、悔悟，得到勇氣，說出真相；童檢察官在發現錄製假錄像的倉庫後馬上決定再次申請重審案件。電影並沒有給人物絲毫猶豫，而是讓人物在「發現」後迅速地做出是非判斷，儘管此時它對童檢察官提出「以不正當的手段獲取正義的結果是否正義」和對林萌萌提出「是否應該以背叛的方式實現忠誠」的問題只有一步之遙。

　 上世紀50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主將之一戈達爾為了打破觀影之初觀眾對電影製造的假像的真實感，經常破壞鏡頭的平衡，以搖晃、不和諧構圖提醒觀眾鏡頭的「偽造」功能。半個多世紀過去，《全民目擊》以「戲中戲」的方式對影像記錄提出質疑，產生了一種自我解構後的幽默感，但同時也引發出一個解構性的問題：「真相」是否以一種方式存在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