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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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公民》(1995)是以前蘇聯連環殺手安德烈•奇卡提羅為犯罪原型改編的電影，此類題材一般會熔合犯罪、驚悚、懸疑、心理等元素，著力於凸顯抽絲剝繭的懸疑敘事、驚悚陰森的駭人氛圍、正角反派的明星魅力、華麗驚艷的精神分析等，《沉默的羔羊》(1991)就是這一題材的模式典型和成功範例。而《X公民》(1995)卻背離了這種流行趨勢，其主要衝突是偵破意圖與權力鉗制的碰撞。

       第一鏡的背景和前景分別是鄉村樹林和行進中的列車。這既交代了犯罪作案地點，也實現了1982年前蘇聯的意象化：經歷了18年經濟停滯的勃列日涅夫執政時代，作為重工業大國（列車）的前蘇聯已進入暮年（陳舊暗紅色調），而農村依然貧困落後（樹葉淡綠泛白、樹木枝幹弱小、其間雜草叢生）。影片中的列車行進方向都是從右向左（違背從左至右的心理自然原理，往往表現反常/厭惡的行為），這是美國視角對前蘇聯的情緒表達。第二鏡與前鏡存在影像匹配和意象細化的關聯：破舊拖拉機的中下部俯拍特寫，強調發動機組的猩紅色調和大型輪胎的碾壓動感，而尾部的割草機正清理地面的雜草，而死者的面孔在割草機下駭然呈現，整個影片的批判現實主題就此展開。

       二十世紀八零年代初葉，前蘇聯法醫專家鮑洛科夫發現了一宗連環殺手案件，由地區高管組成的專案委員會斷然否決了案件性質認定，理由是連環殺手只能是墮落西方的病態表現，不過他們還是成立了專案部門，並提升鮑洛科夫為負責人。僅僅在專案部門成立兩日內，被政治性授意的刑警團隊就通過誘導方式，讓一名精神病院的吉普賽人做了替罪羊。替罪羊的身份無疑讓官僚團隊心安理得，即使真兇在替罪羊關押期內再次作案，官僚團隊依然堅持吉普賽人是兇手之一，而十六宗命案是一群兇手的各自所為。鮑洛科夫提出了推進偵破和避免傷亡的緊急請求，均遭到了官僚團隊的無情否決：因為增派人手意味著向莫斯科宣告官僚團隊的無能，向FBI請求協助暗示了國體技術落後的自認，而公佈案件等同於承認「連環殺手存在於前蘇聯」這一「政治錯誤」性質的事實。對於官僚集團而言，無辜者的清白可以無視，不斷被戕害的生命也是次要的，凌駕於一切之上的是維護政治正確性的要求。

       強大的權力鉗制讓案件偵破遭到了破壞性的打擊：因為同性戀者是被妖魔化的異類，而對異類的兇手指認不會造成政治影響，所以官僚團體否決了鮑洛科夫正確的偵察思路（在火車站監視主動與年幼者搭訕的可疑人物），將大量警力白白浪費在對同性戀的抓捕上。甚至當鮑洛科夫一舉擒獲真兇時，卻因為落後的體液鑑別技術和真兇的共產黨員身份而被迫將其釋放。強權荒謬決策的直接惡果是花樣年華的不斷凋零，地區高官的官僚主義已成為連環殺手的保護傘。影片通過偵察犯罪雙線敘事的並列蒙太奇手法，成功實現了官僚團隊也是血案兇手之一的隱喻意義。

       在連環殺手的犯罪輔線中，若干符號化的部份匠心獨具，譬如火車顏色的選擇：首次展現作案過程時，影片作者設置了往鏡頭方向緩緩開來的天藍色列車，並安排兇手和獵物行走上空纜橋上，既暗示了「童真」生命即將遠去，也像徵了兇手虐殺後的「自由」快感。與上鏡和首鏡對應的是末次作案中的長鏡頭：火紅色列車與水平線成45°角駛出景框，殺手焦灼的面容由遠及近漸漸呈現，這裡存有四重象徵意義：兇手狂熱的犯罪慾望（明崗監察讓殺手無從下手）、即將到來的暴力和危險（兇手利用暗哨疏忽作案成功）、犯罪生涯和個體生命的終結（這次作案鎖定了兇手身份）、俄國大地上嶄新的政體（前蘇聯已解體）。

       而殺手數次戕害生命的過程影像，則與第二鏡形成了前後呼應關係，控訴和批判了前蘇聯以革命的名義（發動機組的猩紅色調）在肅反清洗運動（割草機的刪刈雜草）中屠戮生命的罪行（拖拉機碾壓過受害者的屍體）：尊嚴地位被粗暴剝奪（獵物正面撲到的仰拍面部特寫/仰面倒下的側向面部特寫），鮮活肉體被凌辱殘害（兇手騎在獵物身上捅刺的多角度逼近推軌鏡頭蒙太奇/俯拍角度上下直搖鏡頭），個體精神被污化消亡（屍體被剜目後空洞的眼眶），犧牲者的鮮血獻祭了強權的私慾（兇手暢飲鮮血的面部特寫），無辜者的痛苦滋養了浪潮的狂熱（兇手在刺殺同時達到高潮的特質）。

       其實歷史上奇卡提羅的虐殺手法遠過於此，對其變態心理的精神分析原料也極為可觀，但影片明顯志不在此，只是選擇性地使用了可供象徵的材料。即使批判現實至此，影片依然不能擺脫美國主流電影的影響。故事結構基本上符合三S原則（驚奇、延宕、滿足），光影之間充斥了美國化英雄（鮑洛科夫）塑造的情節：英雄擁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妻子，這位女士具備母性的光芒；噩夢中殺戮景像和甦醒時擁娃一哭的影像剪輯，呈現了英雄的家庭信念和人道主義的聯繫；英雄的人道主義感召讓周圍眾人重塑了人生態度；被盛譽為有智慧、有方法、有激情、有意志、有方向的五有新人，甚至FBI培育學員的第一堂課都要宣揚其光榮事蹟（言下之意，FBI是英雄團隊）。

       最讓筆者百感交集的一幕是，專案三人組（英雄、將軍、心理學家）得到了受害者家屬群體的整齊劃一的掌聲。筆者不否認這一場景的真實合理性：當時的民眾潛意識中讚揚權威的條件反射依然根深蒂固，他們無能力反思當局的無能也無意識燃起心中的怒火（十四年才將案件偵破，至少五十二人被虐殺：這如果是在一般環境中，必然會有非議的聲音存在）——這是憑藉批判對象的負面惡果來粉飾英雄寄託式的精神麻醉，無意中也形成了對其自身的辛辣反諷。一個利用「似夢非夢、似真似幻的世俗神話」來催眠麻醉民眾的國度，也培育出了為數眾多的熱衷於英雄拯救世界的碌碌蟲豸，他們總是意淫在世俗神話賦予的幻覺而規避現實的黑暗。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這假冒偽善的人！——《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節

       (原載於《看電影》2013年6月下期天地街66號)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