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那天終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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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戰場身負重傷的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曾這樣評論西班牙內戰：「士兵百無聊賴，高層都是虛偽政客」。 在肯.洛奇導演的同題材影片《以祖國之名》里，這句話可以改成「士兵在前線拼命，政客在後方奪權」。

西班牙內戰爆發的原因是1936年由西班牙共產黨、西班牙工入黨（POUM）和無政府主義者等黨派組成的人民陣線在大選獲勝後，推出了一系列激進改革措施，觸犯了軍人，大資產階級和教會的利益。弗朗哥將軍發動叛亂，很快得到德國和義大利人力物力上的極大支持。本片的主人公大衛是利物浦的失業工人、英國共產黨員，他歷盡艱辛遠赴西班牙加入西班牙工入黨領導下的民兵組織（不是著名的國際縱隊）。

一開始，大衛所在的民兵部隊和叛軍（西班牙正規軍、義大利和德國軍人）罕有交火，雙方只是打嘴仗消磨對方士氣，這或許是奧威爾認為士兵無所事事的部份原因。隨著戰局的發展，這支武器裝備極差的民兵部隊英勇奮戰，付出生命代價，取得了一些勝利。全國範圍內，工入黨領導下的民兵保衛了馬德里，解放了納瓦萊斯、謝塔莫等諸多地區。在巴塞隆納養傷的大衛目睹了工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被宣佈非法及勾結法西斯，共產國際不同派系的軍隊自相殘殺，他的信仰轟然坍塌。大衛重返阿拉貢地區的民兵隊，但這支沒有任何支援的民兵組織很快就被政府軍繳械。包括大衛在內的很多出生入死的民兵遭政府通緝，有些戰士竟被殺害。

洛奇早年拍攝電視紀錄片，後來他影片的影像風格明顯帶有紀錄片樸實自然的特色。在洛奇的片子裡，基本上看不到特別的構圖，華麗的長鏡頭和跳躍的剪輯，打動人心的是電影主題的人文關懷與內在力量。在《以祖國之名》里，一貫關注社會底層的洛奇也深切地表達了對西班牙貧苦農民和勇敢而無辜民兵的同情。

洛奇喜歡借人物的語言交鋒來展現影片主題和時代氛圍。比如片中被解放的農村召開全員大會時，絕大多數無地農民都堅持所有土地集體化，而有地的農民則強烈反對。民兵裡的大部份人，包括深受法西斯統治之苦的德國人，都支持農民的革命訴求；而來自美國的勞倫斯則反對集體化，一方面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在美國的影響較小，遠不如在歐洲那樣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勞倫斯認為過於激進的革命行動會影響西班牙的國際形象，導致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拒絕提供援助。會議上思想碰撞的表現方式在洛奇獲得金棕櫚獎的《風吹麥浪》中也有精彩體現，片中雙方辯論的核心是愛爾蘭獨立道路的選擇。

從歷史發展看，西班牙內戰實際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德國和義大利支持弗朗哥的叛軍，這兩國共派出了近十萬人的部隊，而蘇聯則派遣了不足千人的軍事人員支持西班牙政府。英、法、美等國執行不干預政策，蘇聯為了與鞏固與英法的聯盟，一方面在支持力度上遠遠不如德意，一方面極力壓制西班牙國內的共產主義激進革命。因此片中勞倫斯所期望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援助是一廂情願的，英法當時的政策就是縱容和姑息法西斯，希望法西斯的矛頭最終指向蘇聯。某種程度上，西班牙與捷克、波蘭甚至法國一樣，都是英法綏靖政策的犧牲品。

影片最感人的場面是犧牲的民兵Coogan被埋葬時，所有民兵和農民一起高唱國際歌——這是我高中時代最喜歡的歌之一，雖然我一般聽唐朝樂隊的版本，時隔多年後聽到仍然熱血沸騰。國際歌流行的年代是一個盪氣迴腸的時代，也是真正理想主義者的時代，知識分子是被看作社會良知與勇氣的代表，在與西班牙人民並肩作戰的國際縱隊的大名單里就包括了海明威、聶魯達、羅素、奧威爾、加繆和畢卡索等世界級的大知識分子，西班牙內戰因此被成為「詩人的遠征」。但也確實如片中所展示的那樣，內戰中左翼各黨派爭權奪利，在巴塞隆納國際縱隊甚至發生內鬥，造成千餘人的死傷，實為內戰中的內戰。片中大衛撕毀了自己的黨員證，而有切膚之痛的奧威爾逐漸認識到政治謊言和極權主義的本質，這為他後來寫作《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埋下了伏筆。

二戰以後，西方國家經歷了幾十年經濟發展的和平時期，尤其在冷戰結束後，政治意識形態已不再流行，消費主義成為全球的主流，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灰飛煙滅，世界電影市場更是籠罩在好萊塢霸權的陰影之下。肯.洛奇是一個有強烈批判意識的導演，他的電影從不向政治壓力與票房利益妥協，他始終關注邊緣底層人群，挖掘被遺忘的歷史。正如一個製片人評價的那樣「多數導演拍他們認為人們會想看的電影，而洛奇拍他認為人們應該看的電影。」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