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拉斯買傢俱樂部背後的歷史和現實

昨天看了電影《達拉斯買傢俱樂部》，聽朋友說的，很多朋友都看了。搜了一下，電影是根據Ron Woodroof的真實經歷所改變的。

根據傳記網的資料（Ron Woodroof Biography），Ron Woodroof出生於1950年，之後成為一名電工。1986年，Woodroof被診斷出感染HIV病毒且將不久於人世。在得知消息後，就像電影裡的劇情一樣，Woodroof查閱了能找到的各種對愛滋病的報導和最新的研究報告，並且開始自己調配組合藥物以延緩病情，與此同時，在醫生和一位病友的幫助下，他創立了達拉斯買傢俱樂部（達拉斯 Buyers Club），將未經FDA批准的藥物賣給其他HIV攜帶者。

Woodroof和他的達拉斯買傢俱樂部，對抗著FDA、不合理的法規和HIV病毒，1992年9月12日，Woodroof去世，那時距離他確診已過去六年，他不但靠著自己的努力延長了生命而且幫助其他人延長了他們的生命。

達拉斯買傢俱樂部成立之初，FDA睜一眼閉一眼，但隨著令人擔憂的藥物副作用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不良反應的發生和據稱堪為暴力的利潤，FDA開始正視達拉斯買傢俱樂部並採取了干預和處罰。

讓我們再回顧一下1986年時人們對HIV的認識。

在1981年，美國的醫生們第一次在CDC的《病狀與死亡週報》上讀到了美國同性戀人群中新出現的健康問題。

原本健壯的五個人竟感染了肺囊蟲肺炎，臨床又無明顯的免疫系統缺陷方面的原因，這實在令人不安。病人全都是同性戀者，這顯示出，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某個方面，或通過性接觸而感染上的疾病，同這個人群中所患得卡氏肺囊蟲肺炎有一定的關聯。

上述看法暗示著一種可能性：細胞免疫功能異常與一種常見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關，這就決定了這些人有機會感染上卡氏肺囊蟲肺炎和白假絲酵母病。

1981年至1982年，美國的大多數醫生都想弄明白在同性戀人群中正在傳播的致命疾病是什麼，醫生們將這種疾病暫時命名為同性戀免疫缺損症（GRID）。1981年年底，美國共有270例同性戀免疫缺損症發生，大多數患者都是年輕的同性戀男子。歐洲則有36例同性戀免疫缺損症發生，一半在法國。

1982年，CDC將同性戀免疫缺損症更名為愛滋病。

1984年7月，薩伊、歐洲、美國聯合小組共同撰寫了一份針對愛滋病的研究報告，發表在英國《柳葉刀》期刊上。

在1990年之前，囿於執政黨極端保守的派別，美國政府對於愛滋病的研究投入十分有限，更不用說預防。由於涉及巨額利益，血庫和血液製品公司對愛滋病的快速傳播置若罔聞，導致大量血友病患者感染HIV病毒，之後為了免於患者的控訴，歐美大多數醫院都銷毀了血液用品的使用記錄。

若干年後，同樣的事情在中國河南再次上演。

我在做記者時，曾經因為《隱匿社群》的採訪而接觸到很多HIV攜帶者和愛滋病患者。《隱匿社群》的主角是生活在北京郊區一片城中村中的新疆籍人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和毒品、HIV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志願者將這樣的村子稱為社區。

為了避免共用針頭注射毒品造成愛滋病感染，志願者每週會開車到村子裡發放1000個乾淨的針頭，同時回收使用過的針頭。這個過程叫針具交換。志願者們都是新疆人，在人大等學校畢業後，他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為社區中的人做一點工作，所以成為志願者。

除了參與過一次針具交換過程，我還同一位志願者一起在社區中發放檢測結果。為了掌握社區中居民的健康情況，志願者們會定期給居民抽血，那次檢測，共抽了50個人的血液，有14個人的採樣由於血液太少檢測結果沒有出來，36個結果中，4個C肝，7個梅毒，其中一個是HIV陽性。我和另外一位志願者將檢測結果告知社區居民，如果沒有任何問題，志願者會用維語大聲地告知對方，如果有問題，志願者會小聲告訴他與自己私下聯繫。

現在來說，那次採訪已經過去了兩年，但是一幕幕都像昨天一樣印象深刻。

看到上面的描述，你一定以為這是一個十分簡陋的社區，人們過著不堪的生活。但其實並不是。社區裡面有一家包子鋪、一家小餐廳、一家水果攤位、一家小賣鋪，為了保證盈利，互不競爭。小賣鋪中能找到當時最新的美劇《越獄》，維語版。

小餐廳的牆上掛著三張畫，從新疆帶過來，有周**（敏感詞）在新疆、鄧**（敏感詞）在新疆（1981年）和江**（敏感詞）在新疆（1997年）。他們把畫掛在這裡，是希望所有到這裡吃飯的居民能夠搞好民族團結，有利於民族團結的事情才說才做，不利於的不做。

社區本身是一個拆遷區，十分簡陋，但是每一戶人家的家裡面都十分乾淨，牆上貼著十分平整的顏色艷麗的牆布，小孩子們像北京的小孩子一樣想著每天玩什麼。

遺憾的是在這樣一個處於愛滋病感染邊緣的社區，我並沒有看到疾控部門行使他們本該發揮的職責，更多的還是志願者在堅持工作。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美國發生的情況，在中國的很多地區仍然在發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