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哲藝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得到了阿涅斯瓦爾達為主席的Quinzaine des réalisateurs評審團的一致肯定，成功摘下了今年坎城電影節的金攝影機獎（即最佳處女長片）。坎城效應也讓《爸媽不在家》獲得了金馬獎的青睞，一舉奪得最佳劇情片。

電影講述了在1997年亞太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之下，一個新加坡中產階級家庭的起落。因為家中的孩子家樂離經叛道，在學校和家裡都製造了不小的麻煩，懷孕的母親只好雇了菲律賓女傭Teresa來照顧他。父親的失業讓這個家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而與此同時，Teresa與家樂之間也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友誼。

陳哲藝在法國《世界報》的訪談中坦言自己正是在亞太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長大，自己的家庭也在很大程度上與電影中所描繪的家庭的情況類似。雖然《爸媽不在家》有著很深的自傳烙印，但是導演並沒有滿足於私人感情的表達，而是借用電影這一手段反思新加坡的種種社會制度。

《爸媽不在家》的主線無疑是家樂與菲律賓女傭之間隨著故事展開而發展出來的友情，甚至是親情。女傭和家樂建立起來的關係看似親密無間，但卻在家樂的家人的最後通牒下顯得如此脆弱，終歸無疾而終。陳哲藝也反思著這樣一個問題：與家庭之外的人建立起來的親情，為何如此脆弱？當然，我們可以從電影的故事中找到回答：正是因為爸媽的「不在家」才給了處於家庭之外的人（Teresa）機會與家樂接近，並孕育出了一段讓兩人在人性層面都有所提高的友情和親情。雖然家樂從一個「孩子王」成長為了一個有責任意識的孩子（片面的成長，因為家樂的成熟只限於對Teresa），但是爸媽在長期缺席之後在家樂生活中的出現為這段關係畫上了問號。另一方面，身為人母的Teresa來到新加坡為的是賺錢與遠在菲律賓的孩子團圓，儘管Teresa從家樂的身上體會到了陌生世界對外鄉人的溫暖,但與家樂的關係更大意義上來說是一種雇用關係的職責。

除卻故事給我們提供的答案，我們也可以從時代、社會背景中找到導演所思考問題的回答。導演所思考的問題正是這個等級嚴明、體制生硬的社會所具有的病症。陳哲藝坦言新加坡的社會就接近這樣。社會的成功是每個人追求的目標。即使是不成功的人，也竭力維持自己成功的表象，這給了那些在這種生活狀態下的人和他們的家庭持續的壓力。這樣的結果是，社會確實繁榮了，每個人都有自己需要的東西，但是每個人卻都是不幸福的。我們可以在電影中找到這個社會的各種縮影。父親被辭退了之後，為了維持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只能不向妻子坦白。但他自己卻承擔著極大的壓力，不斷尋找工作的同時用香菸來麻醉自己。而母親，在自己的「角色」被Teresa取代之後，嘗試著給自己的孩子跟多的注意，試圖能夠在家中維持住母親的形象與權威，最後只能以將Teresa驅逐來奪回原本屬於自己的位置。Teresa和家樂顯然是這種權威的受害者，家樂無法找到和Teresa一樣能給予他溫暖的人而Teresa則不得不重新投入到新的環境中賺取回菲律賓的船票。

但是陳哲藝很聰明得選擇了自己的態度，他不評判電影中的任何一個人，而只給予了他們每個人一種狀態，一種不幸福的狀態。在他的電影中，陳哲藝嘗試著讓感情帶領觀眾，人物的細小眼神、動作都提醒著觀眾他們的感情、存在狀態。不管是喜悅、悲傷，我們都在這個新加坡家庭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感受到了。這讓我們不禁想起了邱金海在《和我在一起》中的感情傳達，一種對人物肢體語言和眼神的關注，從而牽動出的感情、完成的感情表達。另外，《爸媽不在家》難免不讓人想到楊德昌的《一一》，同樣的孩子作為主人公，同樣的成長、社會批判主題，同樣的讓人窒息的感情。但相比之下，陳哲藝似乎選取了一種更為殘酷的基調，在《爸媽不在家》中，陳哲藝用更接近現實的筆觸描繪了新加坡社會的現實，在描繪日常生活時更加傾向於現實主義，這些都讓觀眾更加接近電影中不幸福的人們和他們的情感，感受到《爸媽不在家》中所蘊含的力量。

文——馬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