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的名義之《殺戮演繹》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1965年印尼發生「930政變」，它引發的針對印尼共產黨的屠殺使50萬-100萬人死於非命。死難者中，有印尼當地人遇害，也有相當大比重的遇難者是華人華僑。這是有史以來，華人在海外遭到過的最大規模屠殺，其死難人數遠遠多於後來的「98排華」。然而由於年代久遠、事件起因紛繁複雜、加之中印兩國政府對此事一貫的「冷處理」態度，這一事件並不為大多數國人熟知。

2012年，一部名為《The act of killing》的紀錄片聚焦此次屠殺。它展示了當年劊子手重演殺戮行為的驚人畫面，卻沒有對屠殺的「起因發展及後果」等史料素材進行呈現。即便如此，當此片獲得奧斯卡提名後，它仍在國內引起了大範圍關注，甚至更貼合影片原名的譯名《殺戮演繹》，在某官媒的報導中被《我是殺人魔王》所代替。該官媒由此所發的相關部落格，轉發了上萬次，推動「我是殺人魔王」成為當時部落格搜索欄前五的熱詞。

我們的策劃將就這場屠殺從「電影」與「史實」兩個維度展開。電影方面，我們採訪了《殺戮演繹》的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先生，並結合他與製片人的多次公開談話，概述本片的創作始末；歷史方面，我們就華人在1965年前後的遭遇採訪了多位仍然在世的印尼華僑歸僑；並就整個事件的歷史及政治背景對兩位著名歷史學家沈志華及程映虹教授進行了專訪，試圖從親歷者的微觀角度與學界的宏觀角度為讀者勾勒出這一事件的大概輪廓。

即便如此，由於更多親歷者所採取的迴避態度及大部份史料尚未公開的原因，我們的報導仍未能在「華人遇難的具體人數」等核心事實方面有太大進展。此文全當拋磚引玉，以示後人。

「我想告訴我的孩子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當年那些殘害我父母的人如今還在恐嚇我們。有時我很想看著他們的眼睛，問問他們：你們如何可以這樣安然無恙的活著？」

——一位印尼屠殺受害者

（以下涉及史實之文字均有公開資料或受訪者錄音為證，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在本文中的統一譯名為《殺戮演繹》）

一、《殺戮演繹》創作始末

創作源起：無意間得知屠殺內幕「就像納粹還在掌權」

首先要糾正一個誤區：《殺戮演繹》並非一部美國電影，它的製片公司是來自丹麥的Final-Cut，而本片的資金來源則是由丹麥、挪威和英國三國資金構成。影片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雖然生在美國，但如今早已定居在哥本哈根。這位導演的人物介紹中，有這樣三點或許構成了他願意並成功拍攝《殺戮演繹》的條件：

1、他有很多親人死於20世紀的另一場大屠殺：納粹屠猶；

2、他本人精通印尼語；

3、他在讀本科時已經開始執導紀錄片。

2001年，奧本海默第一次前往印尼，目的是拍攝一部關於印尼血汗工廠的紀錄片《全球化的磁帶》，它本希望去報導一個種植園工人罷工的事情，卻在無意間聽工人們聊起了1965年的屠殺。令奧本海默感到吃驚的是，所有的受害人家屬在談及此事時都小心翼翼吞吞吐吐，而當年的劊子手們卻爭相在他這個西方人面前炫耀自己當年的「功績」。奧本海默完全被「嚇」到了，他坦言：「這種感覺就像你現在去德國，發現納粹還在掌權一樣。」

奧本海默開始為屠殺題材收集資料，他認為自己有種使命感去完成它。他開始大量採訪印尼的村民、官員和軍人，同時也在思考著如何在這個龐大題材中選擇最恰當的切入角度。

拍攝角度：歷史介紹？不！我們在檢視人們的記憶與歷史的本性

最先被導演放棄的切入點是將此片拍成「介紹此事件前因後果」的想法，為此奧本海默不惜捨棄了他辛苦追訪得來的政府官員和軍人的採訪素材，他認為那樣做會讓本片成為一部關於具體事件的歷史片。這一大膽做法在影片上映後也引來了爭議，有美國影評人曾評價此片「我看完《殺戮演繹》，對印尼屠殺的了解反倒更少了。」執行製片人莫里斯在回應中談到：「我很難反駁這樣的看法。但我想導演的用意不在揭露大屠殺，而是去檢視人們的記憶與歷史的本性。」

無論如何，當時的奧本海默已經將關注點開始轉向屠殺事件的親歷者：受害人家屬與劊子手。在蘇門答臘島最大的城市棉蘭，導演收集了大量受害人家屬的素材，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五原則青年團」出現了，他們經常幹擾、打斷奧本海默的拍攝過程，令更多的受害者家屬在面對鏡頭時噤若寒蟬。奧本海默一方面意識到了這個幫派組織在當地強大的影響力，一方面他將這些受害人的恐懼與緘默收集起來，以組成他另一部尚未公映的紀錄片《The Look of Silence》——一部從受害者角度切入的、關於印尼屠殺的紀錄片。

與此同時，他開始關注「五原則青年團」、關注那些殺人無數又引以為榮的劊子手們。而當人們獲悉導演要採訪殺戮者時，一切又變得簡單了。大佬接待、警車開道、在鬧市拍攝時甚至還有馬仔負責清場，劊子手們在自己受訪後還往往積極引薦他人，「其實他們的想法很簡單，就因為我在美國出生，而美國又支持了他們當年的屠殺，他們便很自然的認為我拍部片子是要讚頌他們。」奧本海默談起過他取得劊子手信任的過程，「他們說，嘿，看這個老美隨便買張機票就在全世界穿行，應該還是個大人物呢。」

起初在對劊子手們的走訪過程中，有一個戲劇老師的想法曾打動過他：「2004年，有個曾在植物園領導行刑隊的劊子手自己寫了一本小說，他還配上了一些超現實風格的繪畫。在他的故事裡，主人翁是一隻被屠殺後化成的鬼，由它的視角帶著讀者看著他的朋友也被一個個殺掉……」這位戲劇老師希望奧本海默能將他的創意搬上螢幕，他還主動請纓自己扮演另外一個劊子手。「劊子手扮演劊子手」，奧本海默被這個新奇的想法打動了。他很快便開始籌備拍攝，甚至還和劊子手一起到大學裡去選角。只是沒過多久，那場轟動世界的印度洋海嘯爆發，劊子手的兩個女兒罹難，他自己也身染重病致使拍攝停擺。

拍攝過程：耗時八年曾隱瞞動機片名三重涵義

拍攝取消了，但創意被保留了。《殺戮演繹》最終敲定的「主角」安望-康果是導演採訪的第41個劊子手。這個當年手刃了超過1000名受害者的老人還是個「影迷」，或許是見到了美國導演，安望還不時賣弄自己的電影知識，而他當初殺人的動機也很簡單：「那些共產黨禁止美國片在印尼放映，害得我們這些黃牛黨財路沒了。」安望-康果時常對奧本海默聊起自己的黑幫片情懷，還稱自己是從這些片的暴力場面中獲取的殺人靈感。「安望說過一句話我沒放到電影裡，他說他感覺自己像一個從螢幕里走出來的黑幫。」看來，「劊子手扮演劊子手」的想法落在安望身上再合適不過。安望起初也相信奧本海默是要歌頌自己，他找來自己當年的同夥Herman Koto等幾人，一起演繹了影片裡的一場場殺戮。

《殺戮演繹》的整個攝製週期長達8年，片中的個別主角甚至在影片首映前都已經去世。影片的英文名為"the Act of Killing"，奧本海默說這個名字有著三重含義：「Act既代表行為，也代表表演——劊子手們在表演他們當年的殺戮行為；與此同時，它還有滅絕、清洗的意思，在屠殺開始後，印尼的大量文獻電影都被當做共黨宣傳品而毀於一旦，所以，這還是一場對文化、思想、社會的全面清洗。」

而很多觀眾無法相信的是，這些曾經的劊子手怎麼能在鏡頭前如此自然？後來奧本海默回憶，除了自己的美國身份以及精通印尼語的優勢外，自己起初在拍攝目的上也確實對這些「主演」進行了隱瞞：「這些劊子手都希望美化自己的罪行，但這顯然不是我的目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起初是一個臥底的角色。但隨著拍攝的進行，這些人也意識到了我的真正目的，比如Adi開始把表演當做一種心靈解脫甚至是道歉的手段，我很快發現他的虛偽，我在拍攝最後甚至和他吵了起來，我甚至說過我要到海牙國際法庭揭穿他，給所有受害人一個交代……那時，我已經確信自己沒什麼隱瞞的了。」

「正義感」是奧本海默製作此片的動力，但在長達幾年的拍攝里，每天都要反覆觀看劊子手們的「殺戮」，這同樣也在侵蝕著導演的內心：「麻木是沒法避免的，甚至是必須的，否則你根本無法往下拍，可因此而逐漸麻木又讓我與我的初衷產生了分離感。我會覺得愧疚、難受、噁心。有半年的時間我幾乎完全失眠，連續一個星期每晚不停的做噩夢。其實直到現在我仍會被這類噩夢驚擾。我或許永遠沒法克服這些，再也無法回到以前的平靜……」

拍攝之後：「殺人魔王」身陷囹圄導演被印尼政府「拉黑」

《殺戮演繹》第一次螢幕放映是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特柳賴德電影節，隨後本片又在多倫多、柏林等國際電影節展映，在全世界範圍內收穫了眾多好評。曾拍過許多紀錄片傑作的德國電影巨匠沃納-赫爾佐格在觀看此片的八分鐘片段後立刻就決定接下本片執行製片的掛名，赫爾佐格稱《殺戮演繹》是一部偉大的超現實主義電影：「未來二十年都不可能再有這樣一部超現實主義傑作了。」

然而《殺戮演繹》的公映也給影片「主角」帶來了困擾，導演說：「安望不久前還緊張的打電話給我，說又有幾個記者要採訪他，他有些不知所措了。」也正因如此，影片除幾位主角外，大部份參與影片製作的當地人都選擇了匿名。導演甚至透露，本片其實還有另外一位爪哇導演與他聯合拍攝，只是那位導演在最後也放棄了署名權。

而據多位印尼華僑告訴記者，《殺戮演繹》早在2012年中旬還被印尼當地電視台當做「正面影片」公開播放過。直到放映後不久，當局才發現這部影片的「別有用心」，於是下令封殺了這部影片，並將導演奧本海默列入了政府的黑名單中。他在被拒絕入境之前，還曾考慮在印尼發50萬張本片的盜版碟以宣傳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