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生，香港仔之死

無法從總體去評價香港電影，因為沒有捋過全部，開始比較頻繁地接觸港片，也是等來了香港之後，因此，我只能從這兩三年的觀影體驗中得出一個結論：這又是一個香港電影，一個關於「香港問題」，關涉「香港前途」、「港人命運」的香港電影，其實，從此片在港的用名——香港仔——即再明顯不過：香港開埠之前不過是幾個小漁村，而香港仔即是最主要的一個，英人首次登陸香港即在香港仔地界，詢問地名得到回應是「香港」，Hongkong之名緣來於此，以致日據時期，香港仔被更名為「元香港」，香港起源之寓意已是赫然紙上了，因此，這個自然鮮明地不再是一個家庭倫理劇，劇中每個角色身上都貼著一個不可更改的標籤——香港人。
這個大家庭是由三個小家庭組成，這三家分別有三個意象與之對應：大姐家—炸彈；小弟家—變色龍；父親家—鯨魚。不妨先從兩個子女輩的家庭說起。
大姐家的核心當然圍繞大姐，許多人認為大姐精神失常，其實，大姐只是得了現代人最常見的一種病症，叫「缺愛病」，她的內心不斷自我肯定的一個否定性聲音是：「沒人愛我」：缺母親的愛，缺父親的愛，缺丈夫的愛。也就是說，丈夫的外遇，楊千嬅知道得一清二楚，這就是為什麼曾志偉發現了那枚郵局印章之後即決定與小護士分手，而曾志偉與小護士分手後，楊千嬅就燒掉了那枚印章，因為發現了印章，曾才知道楊知道他的外遇，而楊後來燒掉了印章即證明了楊其實精神正常得很。所以，楊千嬅不厭其煩地向曾志偉講述母親對她的厭憎，同時傳達的其實也是對曾志偉不愛她的不解與不滿，這兩者都混合成了她心中那個「沒人愛我」的聲音，說出來的是母親不愛她，而心底裡的還有丈夫不愛她。這內心淤積的情緒來自幼年，就像那枚在鬧市中埋存了近七十年代的炸彈，你說危險嗎？那是炸彈，自然危險，可你說它有多危險？最後儘管炸彈爆炸，但拆彈專家只是受輕傷。但正是這枚炸彈的爆炸，給了楊千嬅化解心結的契機——搬家，吐露心事。而這讓人不禁想到的一部心理分析的名片《心靈捕手》，化解她心結的唯一辦法其實只是一句話「這不是你的錯」。這是最後，吳孟達告訴楊千嬅的，其實楊搞錯了，事實同楊一直耿耿於懷的原因並不一樣。在這裡，楊始終是一個懵懵懂懂的狀態，沉溺於想像，卻沒有清楚地自我認識，因而也無法認識世界，就像她講解歷史並不如遊客清楚，始終處於一種搞不清楚狀況，而又分外悲情的位置。身份不明，這是楊千嬅所象徵的香港，香港人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還是世界公民？這種自我意識的缺位與混亂（想的總是別人不愛她，她的存在需要被他人肯定）應該是導演所要傳達的對香港問題內因的理解。
小弟一家三口各自面臨問題：古天樂要換工作，梁詠琪工作不如意，小豬相貌差勁受男生欺負以後沒人幫換燈泡。這個家庭問題的危險與本質通過那條變色龍說出：一，當變色龍在城市中橫衝直撞摧毀房屋道路時，我所想起的是另一部關於校園暴力的名片——《大象》，房間裡的大象，心中的大象，那些從四面八方湧來的壓迫感聚集於人們，哪怕是一個幼孩的內心，都可能產生極富破壞性的力量，這隻變色龍是破壞的象徵；二，變色龍又是「變」的象徵，其實細思，小弟家的三個成員恰恰對應了變化的三個方面：梁詠琪整過容，謂之「已變」；古天樂正換工作，謂之「在變」；小豬將要整容，謂之「將變」。「變」既是苦惱與衝突的原因——整容使梁詠琪無法解釋小豬的相貌，換工作使古天樂與父親繼母產生衝突，也是最終和解的方法——給小豬整容。這是小弟家給出的對於香港的理解，至於此「變」為何，眾人皆知是那個「易手」（港人常用handover指回歸）。這個「變動」是香港問題的「外因」。
如果僅僅是揭示這兩點，這部電影在解釋香港的問題上可以稱得上毫無建樹，因為實在太平白了，解釋力是有，只是說了和沒說一樣，人人都知道。因此，我要說最後的出路問題，而在此之前，我要說說片中的兩個主要女性：楊千嬅和梁詠琪。
與這兩個女性相伴的是兩個性的意象：楊千嬅的炮台象徵著男性陽具，梁詠琪的游泳象徵著女性子宮與分娩。一度我認為楊千嬅身處炮台內部，這應該也是子宮的象徵，但是，從她的成長史和婚姻來看，應將她理解為男性器官，楊最主要渴望的是母親的愛，這種愛因為成長史中的性事件（小弟的吮吸）而成為了性愛，這次事件將楊的性別角色設置成了男性，因此因為那次性別事件，楊一定非常痛恨自己的乳房，而因為這樣一種潛意識中的性別自認，他與曾志偉的婚姻也就難以幸福，因為曾志偉不喜歡男人，可他娶了一個潛意識裡自認為男人的女人，這就為曾找小三埋下了伏筆。與此相比，梁詠琪的那個分娩意象就很好理解了，一直生不出來（生不出好的事業，也生不出漂亮女兒，這兩個其實是一回事），難產了。楊千嬅射不出來，梁詠琪生不出來，總之就是沒有出口，沒有出路，沒有前途。
那麼，前途在哪裡，未來怎麼辦？這就要說到吳孟達的家庭了。
電影安排一隻擱淺必死的鯨魚來講述香港的秘密，這個秘密由吳孟達親口說出：其實漁民在上岸的時候就已經死了。什麼意思？「香港已死」「香港已死」，《紅van》里聲嘶力竭地呼喊，香港的街頭也不知有多少這樣的標語與喊聲，因為自我意識的缺失與混亂（內因）而死？因為時代變局（外因）而死？不不不，當香港不再是香港仔，當香港不再是原來那個靠雙手勞動，出海打漁，海邊曬魚，闔家吃魚，父慈母愛子孝女賢，而是靠金融投機，地產增值，華服燕尾虛與委蛇的時候，香港就早已經死了，當勤儉養家的香港仔精神，被替換成投機致富的香港教條的時候，香港就早已經死了。這就是這部電影的對於活路（出路）的解讀，死人哪來什麼活路！正是因為此，才會有那個荒誕的「所有目的的」，所有的目的的只有一個，不就是那隻死去的變色龍要去的天堂嗎？人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破地獄」了，因為反正要死。也正是因為此，最後那場麥當勞裡的團圓，才彷彿夢境一般，如此地不真實，就像全面啟動裡的那隻陀螺，又像讓子彈飛里開往浦東的列車，荒誕得令人頭皮發麻。
這就是這部電影給香港的診斷，悲觀地讓我這樣一個外人也不禁潸然落淚，可是，我仍願去發覺這其中的希冀，即便冒著被女權攻擊的危險：
吳孟達的兩子女，一個怨恨舊母——英國拋棄香港不愛她，一個怨恨新母——中國落後於香港給他丟人。可是，從那箇舊母之女到新母之兒，香港卻從女人變成了男人，從依附者，變成了自立自強之人，這又不失為絕望之中的希望，儘管這希望又帶著不可洗刷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