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的誕生

二十年代魯迅先生曾提出過一個悲劇的著名命題：「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叔本華說，悲劇快感是認識到生命意志的虛幻性而產生的聽天由命感。尼采提出「形而上的慰藉」說來解釋：悲劇「用一種形而上的慰藉來解脫我們：不管現象如何變化，事物基礎中的生命仍是堅不可摧的和充滿歡樂的」。

在《萬箭穿心》這部電影中導演王竟用客觀而冷靜的筆觸給我們講述了一個關於女人的悲劇。電影的背景的設計在九十年代的中國，九十年代對於中國來說是個非常特別的時期，當時的大背景是國營體制的轉軌，大批工人面臨著下崗失業，而個體經濟開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物質生活水平的高低成為劃分人們等級階層的新標準。而「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也逐漸蔓延到市場經濟法則中，以致於逐漸開始瓦解傳統傢俱的等級秩序倫理，這就造成了傳統道德體系的失守。

在傳統的中國家庭中「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本者,妾婦之道也。」是最基本的家庭法則，而在《萬箭穿心》中，李寶麗扮演的角色恰恰相反，對於觀眾來說，這種凌駕於傳統倫理道德之上的女性角色總是充滿了吸引力，而這個角色性格的設定也奠定了整部電影的基調。

《萬箭穿心》依託於小說的文本基礎，再加上絕妙的視聽語言，構成了一部華語電影中的上乘之作。整個故事可以簡單的概括為，離婚，背叛，拋棄，妥協。整部電影通過悲劇性的敘事結構來完成整個主題的昇華，其中展現出來的不僅是一個強勢女性的悲劇，也是很多家庭中存在的問題，而電影只是把這種問題放在電影語境中，並且擴大化，從而造成一種由悲劇引起的共鳴情緒。

影片中有幾個鏡頭俯拍鏡頭很有意思，而這幾個鏡頭並不是空穴來風，和女主角李寶麗的性格以及命運有直接的聯繫。電影的開頭，密密麻麻的房屋展現出了一個城市的全貌，意思只有一個獨立生命機體的渺小。穿過李寶麗家的橫七豎八的馬路也用的俯拍鏡頭，這個鏡頭的意義在於表達李寶麗的個人位置，處於悲劇的中心。漢正街的鬧市以及李寶麗最後和建建離開同樣採用了俯拍的拍攝方式，其中的意義就是對李寶麗命運的最終肯定。俯拍鏡頭給人的感覺就是在視覺上充滿了主宰性，能夠產生一種悲壯的宿命感。本片中用大量的俯拍目的只有一個，讓觀眾通過審視主角的方式來體會敘事中的悲劇性。影片中最為明顯的就是角色性格之間的對立，正是由於這種對立造成的不平等是整個悲劇的基礎。李寶麗的出身以及背景和丈夫馬學武的出現以及背景完全不同，兩種身份顛覆了中國講究的門當戶對，而這種對立性以及不對等性構成了整個悲劇。

從敘事結構上來看，《萬箭穿心》也算是玩兒了一把環形敘事，影片從搬家開始，從搬家結束，前後不過十年光景，卻早已物是人非。導演王競把通過這種環形的結構對一個女人的命運下定義，營造出一個悲劇意味非常濃厚的人生困境，這種拍攝手法讓本片的宿命之感得到了完美的彰顯。

《萬箭穿心》的精彩之處就在於以普通百姓為基點，立足於當下社會主要的家庭矛盾，通過悲劇性的戲劇方式呈現出社會的無奈和命運的沉重。可以說這部電影講述的是在男權社會中，女性身份以及地位的歸屬，從根本上來講，李寶麗不管怎麼強勢，都是一個悲劇性的角色，她的悲劇性在於自身對於傳統禮教的顛覆，打破了傳統女性本身應該具有的「三從四德」，可以說在強大的男權社會中，女性不管是反抗還是順從都將是一個悲劇，原因很簡單，因為是女子。

PS：王競

很多觀眾對導演王競比較陌生，對於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來說，王競可能多了一個身份，就是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主任。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喜歡當「業餘導演」這並不是諷刺，而是一種形容，謝飛，田壯壯，章明，王競，劉伽茵等都是利用業餘時間拍電影。在拍攝《萬箭穿心》之前，王竟已經執導了六七部電影，其中對典型的作品就是《一年到頭》《我是植物人》和《萬箭穿心》，之所以把這三部電影放到一起來說，是因為這三部電影是很典型的現實主義電影。在《萬箭穿心》上映之後，王競曾經接受採訪，說要把中國電影現實主義的血脈延續下去，而這也奠定了王競現在的拍攝風格。

PS：劉又年

劉又年是本片的攝影，可以說劉又年和王競一起成長，成熟，看過《我是植物人》這部電影的觀眾可能會感覺到這部電影的華而不實，並不是因為內容，而是因為很多可以雕琢的鏡頭讓電影缺乏了真實感。但是在《萬箭穿心》這部電影中，劉又年一改當年的稚嫩，平實樸素的鏡頭語言，讓這部電影增色不少，客觀冷靜的講述方式，將一個悲劇性的故事展現在觀眾面前。個人感覺劉又年和顧長衛的拍攝方式有些相似，雖然顧長衛的鏡頭更有詩意之美，但是劉又年的客觀冷靜在《立春》這部電影中也有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