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拆的紳士

以下允許我將「zero」譯作「澤洛」，譯成「零」總覺得哪裡不對（譯成「小零」就更怪了）。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里這麼說過，一戰結束後，全歐洲人陷入了對戰爭的極端恐懼，大家拼命想回到過去。那個過去應該像維多利亞時代（不包括維多利亞時代地下小說）那樣，平穩，安靜，富足，一切都井然有序，所有人都彬彬有禮，大家一起開心地唱著歌兒拉著手，上天堂。

當然，這不是他原話，反正大概意思就是這麼的。

但命運的大手是無常的，我們經常被他扇耳光。人們拼命給危牆上水泥、加鋼筋，結果第二天醒來它「轟」地一下就垮了。雖然全歐洲的領袖絞盡腦汁，簽的合約條款堆起來有帝國大廈那麼高，二戰還是爆發了，舊秩序被一掃而空，大家一起拉著手下地獄。

我老家的房子很破，我天天掰著指頭算日子等拆遷，這樣我就再不用辛苦地碼字寫報告，搞什麼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政府前後出台了大躍進建房計劃、反右傾蓋社會主義新房計劃、批林批孔修新樓計劃、用科學發展觀建公寓計劃、社會主義新農村住樓房計劃等等等等，但因為這箇舊房子背後藏了大批反動派，比如孔老二、劉鄧走資派、林彪奪權派、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熱錢、一小撮心懷不軌的釘子戶等等等等，所以新樓一直沒蓋起來。沒發財不能怪政府，只能責怪命運的無常。

我想，古斯塔夫先生的心境應該和我差不多，我是一個天天盼著靠拆遷發橫財的小市民，他是一個天天想在布達佩斯大飯店裡頭挽留舊世界的維多利亞紳士。他知書識禮，風度翩翩，富於同情心，敢於反抗暴力和不公，他甚至還喜歡老女人——我可以把這個認為是一種誇大，是對他復古情懷的一種誇大。

但和我不同，我是個機會主義者，或者說好聽點，未來主義者，我總等著房子拆遷發橫財，我是充滿了希望的，因為它真的可能被拆遷，這個國家所有的房子都可能被拆遷——我在盼著拆遷隊，就像農奴盼著共產黨；但古斯塔夫先生不同，他是個復古主義者，或者說難聽點，是保守派、釘子戶，他站在自己鍾愛的布達佩斯大飯店門口，就像個孤膽英雄，妄想用一舉之力攔住浩浩蕩蕩的拆遷隊。他要保住的不僅是大飯店，還有舊社會禮節、態度、正義和公理，噢，還有體香，他用行動證明了這一點，他在監獄裡頭還熱心待人，在面對蠻橫的衛兵為難澤洛時，敢於跳起來扇別人耳光。第一回是他運氣好，碰到拆遷隊裡有人，放了他；第二回運氣不好，沒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點告訴我們，上頭有人很重要。

前面說過——這個國家所有的房子都可能被拆遷。許多人會為此傷心，會拍照片，流幾滴眼淚，發幾句埋怨，然後心花怒放地數拆遷費。會有人像古斯塔夫先生那樣，並非因為組織上給的錢不夠，僅僅出於對過去的維護，而雄赳赳氣昂昂地攔在推土機面前嗎？據說林徽因曾經做過，她抱著北京老城牆的磚塊哭，說你們一定會後悔的。這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她那麼矯情，應該做的出來；現在有沒有人後悔我也不知道，畢竟我不是x教授不會讀腦波，但我看我身邊的人，似乎都挺開心的。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里還說過，之所以歐洲人在一戰後想努力回到過去，因為一戰前的四十年是歐洲的黃金年代，生活開始富足，物質開始豐富，政治開始開明，福利國家概念初現，歐洲人跑到地球上任何一地兒都倍有面子，歐洲女僕都比中國女王強——而一戰毀了這一切，死了幾千萬人，物質和精神文明都陷入崩潰，美國和蘇聯崛起讓大家惴惴不安，後面又來了個更要命的納粹——這不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最最壞的時代。這支拆遷隊手頭有V2飛彈、魚雷、航空母艦、零式戰鬥機——甚至後來他們還折騰出了原子彈，我想，任何釘子戶看了他們都會第一時間丟盔卸甲、屁滾尿流，反正我肯定會。

真的會有古斯塔夫先生這樣的紳士嗎？我覺得很難，就算有，也不會很多；就像一戰前的舊社會也沒有韋斯安德森在電影裡寫的那麼美。但是，何必這麼苛刻呢？雖然我們做了很多壞事，但我們還是嚮往美的，美是純粹的，不會因為我們做過的壞事被污染。一戰結束後，大家要恢復舊秩序，結果失敗了；二戰結束後，我們建立新世界，雖然經歷重重波折，造出來的世界也難免有種種不盡人意，但起碼還不太壞；雖然沒有古斯塔夫先生這樣精神上的巨人，但被燒死的布魯諾、被砍頭的拉瓦錫、服毒的茨威格、投湖的老舍，誰敢說他們不是紳士？或者再猛烈一點，學愛因斯坦，跑美國去，造原子彈。

看以後誰還敢小看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