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退縮

編譯

肯·洛奇出生於沃里克郡的紐尼頓的一個工人家庭，祖父是名礦工，父親是工具機廠的工頭。他對政治原本興趣缺缺。不過他的父親倒是《每日快報》的忠實讀者，還是一名保守黨成員。他在愛德華國王六世文法學校讀完中學。這所學校每年只招收60名男生，而這個城有七萬人。這當然是非常幸運的，因為這所學校確實優秀。不過這也意味著還有數以百計的同齡男孩從11歲起就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他曾經想成為一名律師，倒不是對追求正義有什麼執著。而是因為一直幻想獲得榮譽。從英國皇家空軍退役後，他在牛津聖彼得學院學習了兩年法律。他的業餘時間全獻給了牛津諷刺劇社的喜劇演出。他自嘲是個很爛的演員，「我的電影裡可不會要我這樣的演員。」因此他成為了北安普頓劇團的助理導演，然後在1963年進入BBC擔任見習導演，因劇集《Z-Cars》在業內漸有名聲。

洛奇為BBC創作了一系列「週三秀」劇場，包括文獻片《交叉點》、《凱西回家來》和《猶豫不絕》。前兩部描述了工人階級領導凱西為無家可歸者、失業者從事社會服務工作的故事。從這一時期開始托尼·加內特成為他的製作人，二人的合作一直持續到70年代末。在從事電視工作的同時，洛奇也開始拍攝電影，拍攝於1967年的《可憐的奶牛》和1970年的《小孩與鷹》是他初期最著名的兩部電影，後者在英國電影協會評選的二十世紀最佳英國電影中排名第7。

他一生都在拍攝普通人的電影，常使用非專業演員，影片中充滿了激奮人心的即興創作。他和編劇們一般不會提前完成全部劇本，就跟電影觀眾一樣期待下一個場景又會有什麼在等待著他們。談到影片中的這類意外，他曾說過兩個例子，一次是一個演員穿過一扇門，卻發現他的搭檔正在浴缸里，她的手腕明顯割傷了。「驚訝是最難演出來的一種表情，他的反應非常真實。」還有一次是一個演員在拍攝戰鬥場景時，才發現自己的角色被開槍打死了，她表現的可不怎麼高興。

最匪夷所思的是，在《折翼母親》中擔任主演的Crissy Rock一直相信自己要演的是一個光明快樂、積極向上、充滿救贖的故事。「她以為電影講的是一對夫婦成功撫養孩子的故事，」在談到這個誤解時洛奇還面帶微笑。這部電影實際上講的是一位單身母親的四個孩子被社區管理人員一個接一個帶走的不幸經歷，演到他們帶走最後一個孩子時，Rock「簡直無法相信，」洛奇又說。「她看上去好像被打擊到了。」

這也就是很多人覺得面相溫文爾雅的洛奇性格中有點虐待狂成份原因。不過更準確的概括應該是絕不妥協，不管是對待演員還是他左翼政治的立場都是如此。BFI在他75歲那年辦過一個他的影像回顧展，展出內容從劇情嚴酷直入主題的反映無家可歸者的《凱西回家來》到講述在巴格達組建安保小組經歷的《最危險的路》。在被問及他最愛的作品時，他也難以抉擇。「其實我的電影裡毛病很多，但那是另一回事。」

他拍攝於1969年的紀錄片《拯救兒童》由慈善機構部份贊助，2011年才首次在電視台播出。這部電影本來是慈善機構的50週年獻禮片，顯而易見委託人期待的是精美的畫面，一些旁白和無數讚美。結果洛奇反其道而行之，拍出了一部講述兒童援助的潛在問題的紀錄片，那些被讚美為大公無私的援助方案往往是傲慢和令人反感的。他帶著攝影組前往肯亞的一所救助無家可歸男孩為主的學校，這是一所按英國公立學校風格成立的學校。孩子們在這裡吹著軍號，組織遊行，閱讀各種英國書籍。但一群年輕的肯亞人也出現在影片中，其中一個說他想不出世界上還有哪一所學校會不禁止學生用母語學習。不過這部紀錄片由倫敦週末電視公司出品，慈善機構只提供了三分之一的贊助，所以洛奇以為自己劇組能夠「保持一個獨立的觀點，因為電視公司會給我們支持，但是他們沒有。」當時拯救兒童基金會表示要起訴他們，於是電視公司撤回了投資。

這並不是洛奇唯一一部被擱置的作品：他在1980年代初拍過一部名叫《領導的問題》的電視劇，批評工會高層對於柴契爾主義的反應，這部劇從未放映，顯然是出於政治原因。提到電影審查的問題時，他表示：這讓我很生氣，不是因為我自己，而是因為我代表了那些不允許被別人聽到的聲音。那些公會成員和普通百姓從未在電視上發出自己的呼籲，也不允許別人聽見他們的心聲，這太可恥了。我的意思是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你會聽到一些人遮遮掩掩的表述，但實際上極少有人說真話。

肯·洛奇的電影往往要嘛是振臂一呼，要嘛直接刻畫出一場特定政治運動的浮世繪。《風吹稻浪》講述了愛爾蘭戰爭，《麵包與玫瑰》圍繞一群爭取合理薪酬的拉美裔清潔工展開，《以祖國之名》的主角則是一個年輕的利物浦失業青年，加入了國際組織游擊隊，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加入西班牙內戰。

《以祖國之名》處處充滿了一部偉大電影的元素：滿懷激情的主角，美麗的女主角，一段浪漫愛情和激昂的戰爭場面，但是電影中最扣人心弦的時刻卻是在西班牙小鎮上民兵組織和普通人民關於集體主義優劣的對話。這個小鎮的土地是應該被平分給所有人共享還是應該保持私有制度呢？洛奇並不認為自己是個社會主義者，這個定義過於複雜而且現在已經被大大的貶值了，而且也不能脫離馬克思討論它的意義——但是如果你說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那麼右翼媒體就會以此來對你定性。而他只是希望人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在西班牙他們看到有政變的可能性，但是你也可以組建工會，我們都有自己的力量，就算面對的是不同的事情，我想通過這個過去的故事表現這一點。」

雖然已經離開BBC多年，回憶起當年的工作，洛奇還是頗為懷念，「並不是因為觀眾夠多，而是因為每個導演都會捍衛自己的工作和政治觀點。」不僅僅有很多劇評，如果你有一齣劇正在播出，你還得去參加一檔叫做深夜直通車的節目，你會在現場被批駁的體無完膚，所以你必須了解自己在做的東西。那時候我們總覺得自己身處政治漩渦，而現在的很多導演接受採訪時會說：哦不，這跟政治無關，我們不是那個意思，然後他們就打退堂鼓了。但是我才不會這樣。

Q：你說過這將是你敘事片的收山之作，這是真的嗎？
A：嗯，我的意思是開始拍攝《吉米的舞廳》時我無暇他顧，還沒完成拍攝的時候要面臨的壓力太大，但是你已經因為前期各種各樣的準備感到筋疲力盡了，你已經離家很長時間，你還需要完成拍攝。看上去前景堪憂——你必須四處索求神經和情感上的正能量。這讓人覺得有點氣餒，所以我也不能十分肯定還能不能完成這樣規模的作品，我們可能會跟編劇保羅·拉弗蒂合作一些小一點的製作，更像紀錄片性質的。我還不會收山的。

Q：所以你現在還是想拍紀錄片？
A：我認為這得看規模，作品規模越大，需要花費的精力越多，所以我可能會拍一部當代的小製作。在快到杖朝之年時，不管做什麼其實都很有挑戰性。

Q：《吉米的舞廳》在哪些立場上跟你以前與拉弗蒂合作的電影保持一致？
A：我們一起合作的《風吹稻浪》講述的是愛爾蘭獨立戰爭和內戰，這是愛爾蘭歷史的一個關鍵轉折。《吉米的舞廳》發生在10年後，故事篇幅更小，由幾個事件表現出戰後的社會發展。在這種翻天覆地的劇變之後，仍湧現出無數為了爭取獨立自由而苦苦探索的思潮。其中一些並沒有轉化為實際行動，所以戰後的秩序依然建立在土地權利和教會的力量上，社會本身依舊沉悶壓抑。可以說這是《風吹稻浪》後的必然結果。

Q：這次讓Barry Ward擔當主演，是否延續了你喜歡採用新人的傳統呢？
A：我和選角導演Kahleen Crawford一起挑選演員，我們跟所有對這部電影有興趣或者想一試身手的的人會面。數以百計的面試，然後我們挑出了適合電影的這些人，他們性格各異。吉米是個性格複雜的角色，他有很多不同面，而Barry的表演非常突出。

Q：《吉米的舞廳》算是一部反映現實的電影嗎？
A：如果你非要把這部電影這樣定義就會減少很多樂趣了。我希望這是一個講述那個時代的人們努力生活的故事，觀眾會覺得很有意思的。

Q：對你來說導演是什麼？
A：說實話我不太使用這個詞。這個單詞意味著作者，但是電影和小說或戲劇的創作方式是不同的。電影必須協作完成——圖像，表演、藝術指導和服裝，所有吸引人的視覺部份都是合作完成的。電影拒絕流水線生產，而更需要獨創性，導演的工作是確保所有人的貢獻都能步履一致朝同一個方向努力——把這些不同的個人貢獻組合成一個連續的整體。

Q：作為坎城常客，帶著電影來參賽是不是比其他導演都輕鬆得多？
A：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希望這部電影不會讓我晚節不保，我感到相當焦慮。既焦慮播放電影時會不會出問題，還焦慮自己有沒有胡說八道些什麼——最後還要焦慮如何能全身而退不出岔子。

Q：還是很緊張？
A：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容易緊張了。觀眾的反響和批評意味著我要承擔起更高風險。你只能交叉手指，希望他們覺得電影還不錯。那幾天真是讓我非常頭疼。

Q：成為坎城電影節史上受邀次數最多的導演感受如何？
A：這真的太不可思議了。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很榮幸能與作家及製片人Rebecca O』Brien一起共事，我們都不是一個人，我們是一個合作的團體。這意味著我們有幸能在一個對等合理的地位上工作。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