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新聞一篇：《「非洲人的命不值錢」 盧安達大屠殺誰之過？》

此新聞摘自《環球日報》：
（本報駐南非特派記者 李新烽）

        

        4月7日是盧安達大屠殺十週年。非洲中部內陸「千丘之國」盧安達在首都基加利隆重集會，紀念這一特殊日子。盧安達國家體育場內，「永遠再不發生」的橫幅標語格外醒目，6.5萬名各界來賓心情沉重，悼念無辜亡靈的歌聲低回，許多民眾淚流滿面低泣。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當天發表聲明說：「無論是聯合國安理會，還是各會員國，當時都沒能對越來越多的災難跡象給予足夠的重視。」聯合國大會還將每年的4月7日定為「反思盧安達大屠殺國際日」，以追思過去，警示未來。

　　大屠殺現場慘不忍睹

　　盧安達首都基加利的大屠殺紀念中心剛剛落成。此前，盧安達在全國設立了7個大屠殺紀念館。記者專程走訪了位於基加利東南的埃皮馬凱和尼塔拉馬兩個紀念館。

　　埃皮馬凱紀念館原是一個教堂，位於尼亞馬塔鎮，兩邊是學校和醫院。當記者剛走到紀念館門口時，講解員就指著鐵門上的缺口說，那是被槍打開的。當時3000名圖西族人為躲避胡圖族極端分子的追殺，一起擁進這個教堂並把自己反鎖在裡面，未料鎖門的鐵鏈被槍打開，暴徒們破門而入，將裡面的3000名群眾全部殺害。走進教堂，頓感一股陰森之氣。迎面的講壇上蓋著一塊血跡斑斑的白布，密集的槍洞佈滿四壁。

　　在講解員的帶領下，記者來到教堂後面，這裡修建的3個巨大的地下室裡面分隔成一個個方格，堆滿了大屠殺遇難者的纍纍白骨。據介紹，大屠殺期間，這一帶竟有2萬人被殘酷殺害，不少人是先被趕到山裡後又被殺害的，暴徒們用槍枝、砍刀、長矛甚至棍棒見人就打，將其活活殺死。

　　穿過成片的香蕉林，記者來到尼塔拉馬教堂紀念館。這裡的兩個小教堂比較簡陋，四週皆用紅磚砌成。1994年大屠殺期間，附近的群眾為躲避殺身之禍來到這裡祈禱，也被活活殺害。一排排低矮的水泥長凳周圍是一件件血跡模糊的衣服，入口處不時可看到橫七豎八的屍骨，蒼蠅在不停地飛舞。當時，裡面的群眾也是把教堂的所有門窗都封死了，可殺紅了眼的暴徒們還是打開了門窗，殺了所有的人。

　　人間慘劇為什麼發生

　　盧安達大屠殺的直接導火索是總統專機失事。1994年4月6日晚，盧安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和蒲隆地總統恩塔里亞米拉在赴坦尚尼亞首都出席關於地區和平的首腦會議後，同機返回盧首都基加利，未料飛機在機場降落時墜毀，兩位總統和機上隨行人員全部遇難。事發後，關於誰是兇手傳說不一，兩大部族之間互相猜疑，基加利的局勢迅速惡化。次日，由胡圖族組成的總統衛隊綁架並殺害了圖西族總理烏維蘭吉伊馬納女士和3名部長，同時組建了臨時政府；8日，圖西族反政府武裝「愛國陣線」拒絕承認將其排除在外的臨時政府，宣佈向首都進軍。至此，盧安達內戰再度爆發，伴隨著兩派武裝在前線的激烈廝殺，胡圖族極端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大肆殘殺圖西族和胡圖族溫和派，實行種族滅絕政策。甚至相當偏遠的山區也發生了部族屠殺，一卡車一卡車逃難的婦女、兒童被殺死，路邊溝旁屍橫遍野，慘不忍睹。短短百日之內，近百萬無辜者被殘酷殺害，200多萬難民逃亡國外，另有200多萬人流離失所。

　　大屠殺是長期殖民統治種下的一個惡果。胡圖族和圖西族是盧安達的兩大部族，分別佔全國總人口的85％和14％。在歐洲人來到盧安達之前，胡圖、圖西兩個部族之間並沒有什麼矛盾。殖民主義者在盧實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在兩大部族之間輪番製造矛盾，從而埋下兩者不和的種子。20世紀60年代以前，圖西族佔據統治地位，擁有絕大部份土地。1959年，胡圖族掌了權，對土地進行重新分配，許多圖西族貴族只好逃往鄰國。1962年盧安達獨立，獨立前後就發生過多次部族仇殺，造成大批難民外逃，部族矛盾進一步加深。

　　1990年10月，僑居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組織盧安達愛國陣線與胡圖族政府軍又爆發長達3年的內戰，雙方雖於1993年8月簽署了和平協定，終因積怨太甚而未能得到正實施，進而在1994年總統遇難時再度爆發全面內戰。

　　西方的干預哪裡去了

　　4月6日，在盧安達舉行的種族滅絕國際研討會上，曾領導聯合國駐盧安達援助團的加拿大退役將軍達萊爾指出，盧安達大屠殺本可避免，只是因為國際社會近在咫尺而沒有採取行動制止。

　　盧安達大屠殺在發生前曾有明顯跡象。1994年1月11日，大屠殺發生前3個月，達萊爾就對可能發生的大屠殺有了預感，曾向聯合國維和行動部發出電報，報告盧安達胡圖族武裝正在囤積武器，準備對圖西族大開殺戒，圖西族處於危險之中。然而，聯合國維和行動部以「超越權限」為由，拒絕了達萊爾的請求。接著，達萊爾奉命向比利時、法國和美國駐盧安達大使通報了胡圖族正在加緊備戰的情報，但仍未引起注意。4月7日，盧安達女總理在途中慘遭殺害，胡圖族軍人還打死了奉命護送她的10名比利時維和軍人。比利時於是決定撤回全部維和部隊。比利時部隊在駐盧安達維和部隊中裝備最好，其撤出不但使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陷入困境，而且助長了胡圖族民兵的囂張氣焰。

　　大屠殺開始後，聯合國安理會曾試圖採取行動，由於美英兩國的漠視和不介入政策，始終未能採取有效行動。美國幾個月前曾在索馬利亞受挫，美駐聯合國大使奧爾布賴特建議，僅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顯示聯合國的「決心」。

　　達萊爾將軍認為，在局勢迅速惡化的情況下，許多圖西族人沒有選擇逃離而留了下來，正是出於他們對維和部隊的信任，未料卻遭到了背棄。他說，制止這次大屠殺，其實只需要5000名裝備精良、授權明確的聯合國部隊就行了。

　　「非洲人的命不值錢」

　　盧安達大屠殺是全世界的大悲劇。西方大國有能力制止而一直沒有行動，更是難辭其咎。人們不禁要問：充當「世界警察」的超級大國哪裡去了？說到底，這與西方的價值觀和利益觀緊緊聯繫在一起。美國政府高官曾表示：「我們並不在乎盧安達或蒲隆地發生了什麼，美國的利益不在那裡，不能把這些無聊的人道主義問題和諸如中東、北韓等重要問題混為一談。」盧安達的一些官員曾私下抱怨西方推行民主化導致盧當年的大屠殺，他們說：「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首先就是生存權，目前中心問題是發展經濟。人都死光了，還搞什麼民主！」

　　南非《商業日報》在4月5日的評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西方大國的眼裡，「非洲人的命不值錢」。達萊爾將軍強調，西方強國對大屠殺負有責任，他批評美國等西方國家「只關心對自己有價值的國家」，盧安達的前宗主國比利時在大屠殺時甚至「拋棄」了盧安達。達萊爾最後建議：「聯合國應該在防止西方大國將人類推向不安全的狀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曼塔·帕沃爾在《地獄難題———美國和滅族時代》一書里說，這一切都是美國人導演的。帕沃爾甚至毫不留情地說：「美國的習慣思維是利益，這利益體現在石油和選票上。」

　　2003年10月，達萊爾出版了專著《與魔鬼握手》。他認為這是一本關於「失敗」的書：失敗屬於駐盧安達維和部隊，因為在他們的眼皮子底下，胡圖族極端分子殘酷地殺害了近百萬無辜者；失敗屬於幾個西方大國，因為它們有能力卻沒有及時制止大屠殺；失敗屬於聯合國，它未能給身處困境的少量援助部隊以支持。他在深刻的自責中認為，自己身為指揮官，是這失敗集體中的一員。▲

　　《環球時報》 2004年04月09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