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商業片對現實主義的回歸

       陳可辛被譽為香港最具風格的導演之一，2005年憑藉歌舞片《如果·愛》進入內地電影市場後，執導或監製了《投名狀》《門徒》《十月圍城》等口碑不錯的商業片。去年，他導演的電影《中國合夥人》不僅獲得了超過五億元人民幣的票房收入，還因關注青春、成長、夢想的主題和「接地氣」的表現手法得到業界和觀眾的良好口碑。而這一次，陳可辛在藝術探索上又邁出了堅實一步，由他執導的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打拐題材影片《親愛的》近日在全國上映。在這部影片裡，陳可辛將他對現實的思考、對命運的追問、對人性的理解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引人深思。

      《親愛的》以打拐界有名的「彭高峰尋子事件」為藍本，在錯綜複雜的情節里，講述了血緣與親情之間愛的角力。但導演並沒有停留於此。圍繞「尋子」這個中心線索，影片勾畫出了一幅網羅世間百態眾生的浮世繪：為尋子和生活勞頓的田文軍、在孩子和現任丈夫間掙扎的魯曉娟、一心要奪回孩子撫養權的李紅琴、組建尋子聯盟苦尋六年的韓德忠、遭遇家庭和事業雙重不順的律師、感情受阻滯的魯曉娟的現任丈夫……影片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問題和難處，都在默默地和無常的命運抗爭著。在《親愛的》溫情片名下，深藏著太多艱難與無奈。

       影片的結尾處，李紅琴下定決心留在深圳後，卻意外得知自己懷孕了。這個情節給李紅琴這個角色增添了一層悲劇色彩。還要不要繼續打官司追回撫養權？故事到此戛然而止。李紅琴一臉驚異和茫然，與影片開頭田文軍站在交纏成一團的網線前的場景遙相呼應，喻示著即將到來的人生困境，同樣是無解，同樣是無奈。

      與一般的打拐題材電影不同，《親愛的》里沒有一個絕對意義上的壞人。在一個個觸目驚心的個體悲劇之外，展現的卻是溫暖的人性底色。陳可辛說，片名之所以叫《親愛的》，是為了反映更大更多的情感。這種情感，是為了共同目標而團結起來的陌生人之間的互助之誼，是不分血緣關係的母愛親情，是素不相識的律師被感動後的理解和支持……正如影片海報里所說「人來人往，勿失勿忘，帶愛回家」，茫茫人海，命運艱辛，是人間大愛支撐著我們前行。

       影片沒有刻意煽情，卻催人淚下，彰顯了現實主義的藝術力量，這正是時下很多商業影片所缺乏的元素。曾幾何時，在商業化的環境下，一些創作者在利益的驅使下放棄了嚴肅的創作態度，僅憑對市場的一知半解用閉門造車、簡單模仿、生搬硬套的方式炮製出所謂的商業片。這些不接地氣、懸浮空中的作品必然暴露出脫離生活的虛假感，無法獲得觀眾的認同和共鳴，只得添加庸俗劣質的宣傳噱頭來吸引眼球，攪亂了電影創作生產的正常秩序。要改變這種亂象，必須從創作態度開始改變。我們欣喜地看到，近年來，《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國合夥人》《北京遇上西雅圖》等中小成本影片因貼近當下年輕人的生活，獲得了市場和業界的肯定。而《親愛的》則進一步深入到時下的熱門話題和百姓關心的真人真事中去，挖掘其中蘊含的思想情感力量，探索商業片與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相結合的新模式。所以說，面對時下社會急速轉型和多樣利益博弈的情況，藝術從業者必須突破慣性思維和路徑依賴，直面現實生活，從中追尋與廣大民眾的情感共鳴點。
     （刊載於《光明日報》2014年9月29日藝術評論版）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