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與傷痕，現實與電影，困難與困境

那天從電影院出來，在微信上寫：在我看來，中國導演里，第四代是觀念現實主義，第五代是魔幻現實主義，第六代是邊緣現實主義，新生代是溫情現實主義和嬉鬧現實主義，而陳可辛這個路子，大約可稱為傷痕現實主義或生態現實主義。
因為是生態，所以暫時還沒上升成觀念；因為是生態，所以畢竟還不容扭曲成魔幻；因為是生態，所以走過邊緣後還要走一走中間的核心地帶；因為是生態，所以除了溫情還有冷漠，除了嬉鬧還有庸常；因為是生態，所以註定滿佈傷痕。

看編劇張冀的訪談，說到一個提法：好萊塢寫的是困難，困難是可以解決的，解決的過程就是電影；歐洲寫的是困境，困境是無從解決的，所以那些電影裡沒有答案。
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有新聞報導、紀錄片、天涯論壇熱帖作底子，基準的材料空前充足，但那些都只是困難，把困難上升成困境，才是好電影，或者說，把困難講成一部電影，這本身就是困境。

雖然生活遠比電影精彩和龐雜，但所有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故事，都不背負娛眾義務，也就不可能天然地具有戲劇感，所以能否把一個相對簡單的線索，安放到很多頭緒里，講出一種豐盈之態，就成了這類主題立身於世的命脈。
這份豐盈首先來自於倫理觀和道德律上的兩難，當那個唯一的造惡者始終缺席並且面目難辨，所有在惡的傳遞中曾經或正在被戕害的個人，以蝴蝶效應般的聯動結成悲劇的共同體，各自裹著各自的隱痛，相互打望、彼此戒備、偶然趨近、終至於隔絕，在無所阻斷的惡意里施虐或受虐，你很難說出，究竟誰該比誰承擔更大的罪衍，誰又比誰更無辜和可憐。

看到後半段的時候，很害怕影片的末梢會按著慣常的救贖之路走向幾近狗血的和解：田文軍和魯曉娟找回自我、破鏡重圓、用苦心與關愛換回了兒子的心理承認，李紅琴誕下自己的骨血、獲得了寬恕、被認作田鵬和吉芳的乾娘，韓德忠建立了龐大的慈善基金，高律師學有所成為一切失子家庭提供法律援助，所有人忙於原諒、寬宥、抱頭痛哭，從此以親如一家的宏偉慈悲，共同對抗所有遭遇和劫數，你是母親，我也是母親，無謂親疏，給孩子最大的情感完整度與親緣上的富足。只不過，誰都知道，世間的路上雖不至於都是慘象，可童話般的美好，肯定不是真相——哀而不傷，大巧不工，這是至高境界，片子還沒達到，但在那條路上，沒有走偏。
沒有和解，不可能有和解，人與人之間的無法和解來自人與無常的命運、與變異的天道之間的無法和解，好在，也不需要和解，當結尾處鏡頭依此閃過那些陷在困惑和淒楚中的生命時，你分明覺得，他們在某個時刻里感知到了其它人悲愴的共振，所以，他們可以不再去恨，那，就足夠了。就像李紅琴面對扛著孩子的田文軍，說出的唯一一句話竟是「別給他吃桃子，他會過敏」，野火燒不盡的愛的天性，給了這混沌的世間一道獨屬於希望的曙色。

寫到這裡，大約可以把困難和困境總結為：前者是拐賣這種現世的、道德和法律意義上的惡，後者是一個缺愛的社會裡，所有普通人內心殊途同歸的，關於愛的執著。（所以電影的名字才會叫《親愛的》，因為在不同的、交疊和對立的視點與發聲主體裡，「親愛的小孩」是唯一的最大公約數）

除了郝蕾之外，趙薇、黃渤、張譯，都不是我喜歡的演員，對佟大為和張國強也持續無感，但是我必須承認，這一次，所有人都發揮得很好（大約面癱派女神張雨綺要排除在外），這種群戲，大家輪流出來導引劇情和主旨，處理起來本身就風險巨大，只要一個人頂不住跟不上趟，整個格局都會垮，好在陳可辛有識人之明，劇本也比較穩，留下了足夠的詮釋空間。如果說有一點遺憾的話，一是佟大為的人物動機略薄弱，對趙薇態度的前後轉折過快，看著比較牽強；二是黃渤郝蕾主導的部份和趙薇主導的部份之間，風格和調性上，多少還是有那麼些離散感（把一種深刻的同情迅速轉移到對立者身上，中國觀眾大多數還沒有這個觀影素養，而且片尾的VCR里我們可以看到，李紅琴雖然痛苦，但她交出孩子後就留在村里，哪兒也沒去，當然，這個本子如果讓我來寫，很可能會作成兩個聲部的平行敘事，不過那樣太炫技，又不夠踏實了）；三是趙薇在小旅館把自己作為籌碼獻給唐青山的那一段，其實是影片裡最屈辱最絕望最荒謬的時刻，但是大約考慮到尺度和過審問題，處理得太過草率。

很多細節上可以看出，陳可辛在有意識地用最不討巧的法則敘事，庭上調解一場，法官又是倒水又是揉腦袋，鬆散得宛若居委會和民政局，兩方律師的角力也都點到即止保留在眉目之間，最後佟大為受到的那句「你怎麼什麼案子都接」的嗔怪還有意外喜感，相比《全民目擊》那種過度好萊塢化和港劇化的律政戲，這無疑提前遮蔽掉了那些足以調動觀眾的燃點和沸點，更接近「社會」而非「舞台」。

最後，如果各位有興趣有時間又有資源的話，建議將本片和九十年代紀實電視劇《中國大案錄之九五打拐第一案》、韓國那部很有名望的《熔爐》、第六代導演李楊的禁片《盲山》作比較觀賞，看看一種相似的題材，在普法宣教、哲學反思、國民性批判等不同的路徑與可能性里，是怎樣分別達到極端的。
最後的最後再補充一句，「所有人都有問題，但所有人又都值得同情」，在詮釋這句話上做的最好的作品，是201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伊朗電影《納德與西敏》。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