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煽情不是藝術追求的唯一目的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作者：溫翔
陳可辛最近幾年的北上成績有目共睹，無論是去年的《中國合夥人》還是今年的《親愛的》，與內地導演相比，陳可辛真接了地氣。一邊是成功學的自傳體，一邊是打拐引發的曲折故事，都或多或少的有些寫實的影子。當然如果是毫無修飾的將真實故事改編成電影，那可能在票房上很令人堪憂，所以陳可辛將這些故事給藝術化，但依靠真實故事載體引發觀眾激情似乎只是一種技巧，影片藝術上的成就還得看影片整體水平的發揮。
該片的敘事上陳可辛的手法沒有更多的炫耀，典型的三幕劇，影片結尾是開放式的結局，讓人浮想聯翩。影片前半部份主要表現在田文軍和魯曉娟尋找兒子的過程，而後半部主要放在李紅琴為了尋回養女楊吉芳所發生的事件。影片最大的不足，就是因為煽情而影響了影片藝術上的愉人。雖然整部影片都淪陷在煽情的哭戲上，但還是沒能讓影片呈現出更多深邃令人深思的內涵。影片在塑造角色上感覺還是有些斷層的不銜接，田文軍找到自己的孩子似乎結束了一個悲劇家庭的不幸，但李紅琴的出現，又掀開了另一個社會問題。所以說影片在塑造主人公的性格特徵上，是不為人稱道的。如果影片始終把視覺集中在田文軍身上，深挖孩子被拐賣的核心，可能這個角色會更豐腴。悲劇角色從田文軍轉移到李紅琴身上，其實這是兩個概念的出現，一邊是都市離婚現象的鞭笞，一邊是農村無子嗣家庭的歪門斜思。所以說這部影片就顯得不是那麼的純粹和讓人深省，而且架構上有些頭輕腳重，不成比例。尋子只是故事的過程，真正浮出水面的是李紅琴這個弱勢群體的被怠慢。
首先感覺該片給人的三觀並不是很明朗，村婦李紅琴不能生育引發的拐賣事件，其實並不是「拐賣兒童」真正的誘因，這其中涉及很多被置若罔聞的法律法規。男權社會依然在農村普遍存在，即使大都市同樣還有生男傳宗接代的封建陋習。所以只要這些遺風還存在，拐賣兒童的事件就不能停止。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需求市場的存在，才能引發拐賣的猖獗，所以說《親愛的》聚焦的現像隻能是冰山一角。影片編劇如此而為，毫無疑問只是在這部來自真實故事改編的基礎上添加一些戲劇張力，有表現，但不是絕對精彩。
影片公映以後引發了一個針砭時弊的問題，那就是人失聯24小時是不是才能在警方立案，這也是影片反諷的一個焦點問題，但現實的現像似乎並不如此，可能這個現象太過官僚主義，其實國家的法律法規已經有所改變。新京報在電影公映後將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新聞追蹤現象來報導，實事求是地說，板子也不能全打在電影編劇「造謠」上，因為「失蹤24小時才能立案」是很多基層公安機關長期以來執行的「規則」。即便是2009年、2011年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檢等部門三令五申：兒童、少女失蹤必須立即立案之後，全國各地也沒有100%做到。所以說影片反映的問題固然有缺陷，但這也是個不爭的事實。影片缺乏嚴謹性的創造可能會給影片口碑帶來致命一擊。
影片聚焦了內地的孩子被拐賣毫無下落後家庭能否申請生第二胎，還有對領養孩子人的身份認可是如何實施等，這些社會現象的突出表現，想必應該是影片深水探雷的核心所在。有些悲劇並不是人為，它與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總之該片以拐賣作為噱頭，也是對此類題材稀缺的貢獻，但影片整體的藝術水準沒能上臺階，它更多表白了一種現象，深刻的東西還是被繞道。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