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親愛的》想到的

************這篇影評可能有雷************


其實，觀看《親愛的》的動力源於對演員黃渤的情感支持和喜愛。2006年寧浩導演的《瘋狂的石頭》，一群人為了得到一個翡翠，絞盡腦汁，費盡心神，搞過去整過來，「美玉配佳人」的主題終歸還是落在一個善良淳樸的公交妹身上。在這部片中，我們更多的是記住了搞怪的黑皮，「這牌子，班尼路」，我們認識了黃渤。
一個天生的演員，結緣於其生動的人生經歷。多面手的黃渤，唱過歌，演過話劇，配過音，又當演員；豐富的社會閱歷。鍛造其電影人物、角色的豐滿、接地氣。不管是《鬥牛》《倔強的蘿蔔》，還是《殺生》《假裝情侶》，黃都有出色的表演。
進入正題，電影《親愛的》，以打拐為事件，以田文軍尋子為主線，延伸出一系列社會反應，情感糾葛以及電影本身傳遞的價值意義，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多情的黃渤，以及一個中年男性的情感定義。
故事詳情：來深圳打拼多年的田文軍（黃渤飾，原型彭高峰），生意失敗，與妻子（郝蕾飾）離了婚，一不小心，只有三歲大小的愛子田鵬被人販子拐走。在一列19：00多離開深圳的火車上，田與愛兒擦肩而過，從此分離。
回到家中的田文軍，不休不眠，日夜兼程地尋找著自己愛子的線索：錄製尋人視訊，，發傳單，製作尋人廣告牌，發部落格曬照片，刊登尋人啟事等，都一一失敗，期間還遇到各種各樣的騙子。
在尋找愛兒的路途中，田文軍結識了一群與他相同遭遇的父母，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找回自己的愛子（女），他們相互依偎，相互鼓勵。在經歷無數個晝夜的煎熬與折磨後，一個好心的網友，發來一個訊息（一張疑似田鵬的照片），在發現愛子的蹤跡後，田與前妻，好友（韓總，張譯飾）千里奔襲，翻越省州；來到安徽的一農村小院，發現了熟悉的身影，內心忐忑，猶豫不絕的田文軍，在抱住愛兒的剎那間，田發現了愛兒右額的疤記，心中的不安全然變成了一份激動和快樂。多年的期盼和堅持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擁抱和滿足：終於找到兒子了，後證實DNA數據匹配成功。後被剽悍的村民圍毆，幸而警察及時趕到，對天鳴槍，得以解救。
解救完成，原以為事情會簡單收場的劇本又生波瀾，解救回家的田鵬（吉剛，被拐新名）記憶中始終在思念被拐家中的妹妹吉芳（一說是棄嬰，身份存疑，尚未定義，估計又是一名被拐兒童），思念自己另外的一個「媽媽」（趙薇飾，一個不知自己丈夫拐賣人口事實的農村婦女）和家，這也是親生父母最頭疼、煩惱的事；身體的解放並未換來心理的救贖和回歸，這就是被解救兒童衍生出來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親情的重建與回歸，生活學習的重塑、復位都需要用時間來完成。
其實，劇中吉芳的命運才應該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問題，像吉芳這樣因為沒有找到匹配DNA數據資訊的兒童應該還有很多，從小就被拐賣，身心很脆弱，解決這類孩子的收養問題，讓他們重新生活才是關鍵。首先需要解決的是與被拐家中的那個媽媽的情感糾葛。看見李紅琴想繼續收養吉芳的場景，其實挺感傷的，法律和社會倫理的交織，讓人很矛盾。
個人不是看好李紅琴繼續收養吉芳，姑且不論是不是棄嬰，法律和公眾輿論都可能允許其這樣做，我們必須對吉芳的親生父母和社會公眾負責，對吉芳的未來負責。當然，吉芳最好是能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如果不行，我們就希望有條件的家庭去收養她，這或許才是吉芳的出路，畢竟生活在社會福利院不是長久之計。
《親愛的》還給我們傳遞了一個資訊：政府，即公共權力的「不積極作為」，片中出現了兩次這樣的場景：1.田文軍家人在向公安所報案過程，人口失蹤未在規定時間內，不能立案，人手不夠，錯過了黃金解救時間。2.韓總和妻子（張雨綺客串）準備去辦理再生育證的時候，工作人員要求其出具死亡證明。（其實，這位工作人員是我們可以理解的，但是態度太生硬了，宣告死亡或宣告失蹤本是一個法律術語，知識從法律層面去界定這個自然人的狀態，並不消除其實體權利和承認其生理死亡還是失蹤。
第二點，處於理性的角度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於第一點，就想不開了：深圳，作為一個開放城市，規劃人口在1000萬左右，實際人口卻在2000萬左右，人口遷移和流動量不用多說，但是這也意味著長居深圳的人口基數也在膨脹。人口失蹤和拐賣已經成為了事實和潛在風險，仔細觀看該電影（播放進度00:23:41，或是 00：26:14）你會發現，在尋親隊伍中，到場的人數就有20幾個以及沒到的，相信類似這樣的組織，還有很多很多，為何公安機關不成立一個預防、解救快速反應機制呢？一旦發現疑似被拐兒童的案件，第一時間快速機動，做出反應，是可以減少類似案件發生的。
「Hope is a good thing,﹏only is the best thing.—Andy」,最後把這句《肖申克的救贖》的經典台詞，獻給那些還在尋覓被拐子女的父母，以及奮戰在一線打擊拐賣事業的人民警察們。希望被拐賣的孩子儘早解救和家人團聚。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