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舊摘抄

將一場強姦案，排成了一個隱喻。
　「殺人回憶」的導演奉俊昊讓鏡頭中的每個人都變成「盲人」，讓他們在無邊的黑暗中永遠看不見兇手。警官找到的每條線索都看似有理，卻總會在關鍵時刻將他們引入歧途，白忙一場。那些見過兇手的人，要不就是弱智，要不就是孩子，沒人能告訴他們罪犯的相貌。那張臉就像芸芸眾生中的任何一張臉，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無從找尋。導演運用這樣無所適從的設置手法，讓觀眾和故事中的每一個人一樣陷入無法自拔的深淵，帶著永不可及的絕望哀號、哭泣。這樣的感覺正貼合了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韓國人的心理，這就不難解釋為何電影一經上映便蟬聯數周票房冠軍，並獲得多項大獎。那時候，韓國民眾還在民主制的初期掙扎，在壓抑中充滿絕望地反抗著，看不到未來的曙光。電影中隨處可見群眾對政府的不滿，民眾在軍隊統治壓迫下的恐懼。

奉俊昊的政治隱喻。
　　
　　　　雖然韓國已經實現了民主制，但是在他們的民族性格中，很多東西早已根深蒂固，不可扭轉。例如等級分明，崇尚權威。在「不可不信緣」中，高一個年級的師兄就可以命令、呵斥甚至掄起木棍毒打學弟，無論誰稱呼比自己年齡大的人都要用敬語。在「殺人回憶」中，警官問話審訊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敢質疑反抗，都是老老實實地挨罵受訓。這是韓國人民族性格中不可磨滅的東西，也是造成他們壓抑痛苦的根源。
徐太允和朴多曼兩人的遭遇和感情變遷，也從某方面影射了韓國當時兩派勢力的鬥爭。他們都堅信自己可以讓國家更加和諧繁榮，而在鬥爭辯論的過程中，他們又都變得迷茫，不再堅持初衷，對現實妥協。


　　　　除了朴多曼和徐太允警官，電影中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警察喬勇谷。他擅長各種飛踹和拷打罪犯方式，每當朴多曼不想問下去了，就揮一揮手示意，喬勇谷就會義無反顧地撲上去把對方踢倒，一頓暴打。這個人物雖然暴力，但也有他正直的一面，比如他對工作兢兢業業，追逐疑犯的時候鍥而不捨，受傷的時候也不大呼小叫，只是冷靜的把釘子從腿上拔出來。這些其實都是值得讚許的軍人精神，也是當時軍政府統治值得稱讚的一面。但是，事態的演變就好比那段因紮上生鏽釘子而需要截肢的右腿，當他的做法不再符合現實世界的發展，就要忍痛割去，才能繼續存活。這就是韓國需要廢除軍人統治才能繼續更好發展的最終結果。

 雖然現實中真正的兇手似乎成迷，但影片中導演顯然暗示觀眾，真正的兇手就是最後的那個年輕人。因為導演給了他足夠多的戲份，而且倖存者說兇手手很柔軟，目擊者元昊說兇手很英俊，以及雨夜點歌的行為等等，無一不指向朴海日飾演的年輕人。為什麼導演努力要坐實兇手呢？因為從他的年齡來看，他正好是出生在1962年左右（高級技工顯然需要專科以上學歷，畢業之後再當兩年兵，到1986年退伍作案的話，年齡該在24歲左右，所以出生於1962年左右）。童年和少年時代完全在朴正熙的統治下度過，之後的青春期則是全斗煥時代。我們可以說兇手正是「朴正熙之子」。影片全然不去交代這個青年的家庭背景，那麼導演目的，顯然是在暗示觀眾（尤其是韓國觀眾），究竟是什麼樣的時代繁殖了這樣的變態殺手？
　　 這是什麼樣的時代？一邊是開放不斷擴大，以美國為象徵的現代世界不斷滲入生活的角角落落，人的慾望被刺激、刺激。警官曹永古對大學生「群交」的想像和那個手淫工人的心理世界，無一不是其證明。可另一邊，專制與極權的餘威仍在。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一次又一次隆隆開過的坦克碾在人們心上；而《殺人追憶》表現的方式則是不斷重複的「燈火管制」。第一次燈火管制場景出現在蘇警官在警局研究資料時，透過他的「眼睛」，我們看到明亮的城市陷入黑暗，一群白衣的兒童在街上游玩，被驅散、消失。純潔的白色不見了，只有漆黑的街道。此時，多少兒童開始感到恐懼了呢？之後，「燈火管制」、示威與鎮壓的場景一再出現。直到兇手最後一次作案，那一夜，正好又是「燈火管制」，黑暗中，黑暗之子選擇的恰好是最年幼的受害者，一個仍被被蘇警官看作孩子的少女。這難道不是最強烈的象徵與譴責嗎？
　　 韓國強制的「燈火管制」，一直到90年代初才結束。「燈火管制」僅僅為了防空演習嗎？作為敵人，北韓一直存在，那為什麼今天的韓國不再進行強制性的「燈火管制」？所以，持續到1981年的戒嚴宵禁也好，還是之後的「燈火管制」也好，其根本目的在於製造一種普遍而持續的恐懼感和壓抑感，在於時刻提醒國民，北方敵人很強大，你們需要軍政府的保護；同時也是對反抗者的警告與實際控制。年復一年，日復一日，這樣無邊的黑暗與壓迫瀰漫在人心中，除了製造卑微與順從，也培育扭曲、陰暗與變態。
　　 變態的又何止殺人者呢？那個手淫工人不用說，警察曹勇古又何嘗不是變態者呢？電影的兩處細節：在大街上鎮壓抗議者，曹勇古勇敢地揪住一女大學生的頭髮，飽以老拳。在酒店裡打架，曹勇古選擇的仍是女大學生。性壓抑是一個方面，而心理的扭曲才是根本原因。在這樣的時代之中，警察的低效無能、刑訊逼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沉重的夜，沉重的雨，卑微而扭曲的人。只是，警察不失正義感與責任感，記者敢於追問，民眾不斷反抗。所以仍有艷陽天，有今天的韓國。這是真正的韓國精神，是他們國民心靈的強毅處。（當然，一旦國家實現了民主，庸眾民主最易導致譁眾取寵，這種強毅的心靈又很容易被迎合、被引導，變得自誇自大，成為今日中、日國民眼中的種種笑料。其實凡事都是利弊參半的，這也讓人無可奈何。）

 其實電影裡還有一個隱藏著的對立項：專制和民主。如果按時間來分，電影可以分為兩段，在尾聲中，已成商人的胖警官吃早飯的場景被用字幕標明是在2003年，所以尾聲部份可以自成一段，而此前的故事都發生在80年代末。這樣的劃分對韓國以外的觀眾來說都沒有意義，而對韓國觀眾來說卻有一個潛台詞：2003年的場景是韓國的「後民主時代」。片中，胖瘦警官為強姦案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正是韓國民主化進程如火如荼的時候。80年代末以前，韓國一直處在軍事威權政府的統治之下。50年代我們為朝鮮拼掉了上百萬人的生命，換來一個偏安北隅的世襲政權，但是南方建立起來的李承晚政權也不是什麼好貨，李承晚開啟了政治獨裁，鎮壓民主的統治模式，其後繼者莫不遵循，但是韓國大學生有骨氣，一直沒有放棄過抗爭，暴動此起彼伏，以80年光州運動最為激烈。而到了1988年，也就是連環強姦案最猖獗的時候，正是韓國舉辦奧運會的關鍵時刻，統治者為了展示和諧的國內形象，不得不對洶湧的學生運動妥協，但是閘門一打開，民主進程便不可逆轉，韓國最終在90年代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民主代議制政府。
 那麼，這一系列的對立項到底說明了了什麼問題呢？在我看來，這些深刻的對立表現了這部電影的野心。它不只是一部像唐山大地震那樣試圖通過一個民族的傷痕來煽情的電影，它既表現了東方專制傳統下的野蠻蒙昧，卻也表現了對以民主理性為核心的西方現代性的不信任。電影前半部份是表現對專制蒙昧的批判，電影中有一細節：徐警官已經通過科學推理推測出兇手會在雨夜到電台點一首叫做《悲傷情歌》的怨曲，然後外出殺人。當晚電台又響起這首曲子，而窗外也下起了夜雨，檢察官馬上打電話到軍隊，請求緊急駐軍。但軍隊卻回覆說他們的人員全被派到外地鎮壓學生示威了，沒有人手管這邊。徐警官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罪惡發生——很多被害者本不用死，但是專制政府正忙著維持其反動統治，忘記了保護自己的公民。但是從後半段徐警官急於破案陷入瘋狂開始，影片轉而對現代性的展開了批判。片中那個嫌疑最大的疑兇無疑就是真正的罪犯，儘管電影作者沒有予以明確的交代，但是事後導演承認，片中犯案場景的罪犯就是由最後的疑兇扮演的。這個被嚴密的邏輯推理揪出來的疑犯卻被來自美國——現代精神的代表國家——的一紙公文否定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真實事件中，的確也有將疑兇樣本和現場精液樣本進行DNA對照檢驗的排查。但是，當時送交檢驗的國家是日本，而不是美國。電影作者這一改動實在耐人尋味。美國一直被認為是按照法國啟蒙精神立國的現代國家，崇尚理性，推行實證科學，是民主強大文明的西方現代主義的代表。電影中，胖瘦兩警官在一次爭吵中也提到了美國這個意象——胖警官對瘦警官說：「你怎麼不到美國去，美國FBI講科學。但是你知道為什麼美國要講科學嗎？美國大！我們韓國呢？小的就跟我的jb一樣！講毛科學啊？！」這人講的話頗有道理，也是為東方專制傳統辯護的人慣用的論調：這世上，有些地方，有些人民，天生就不適合實行民主，「西化就是美國化」！。
 但是後來韓國終究是走上了美國化的道路，他們在獲得了民主和富強的同時，也見識了現代化的陰暗面，從民主化後第一個民選總統金泳三開始，到金大中，到盧武鉉，每個人都爆過黑金貪污的醜聞，盧武鉉還被流言逼得從貓頭鷹崖上縱身跳了下去。而在螢幕之內，那一份「美國檢驗報告」則形象將現代科學的虛幻和不可信表現得淋漓盡致。
　　以肥警官為代表的蒙昧野蠻自然是為現代人所唾棄的，然而徐警官代表的科學民主卻也靠不住，至此，人類真正陷入了絕對的孤立無援之中。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