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功案》：延安炮齡青年的悲情人生

        導讀：小時候我們常常哼唧一首革命歌曲改編的童謠「革命軍人個個要老婆，你要他要，哪裡有那麼多？」

       有人把毛澤東殺黃克功比成諸葛亮揮淚斬馬謖，大錯特錯。馬謖失街亭，違背作戰部署，導致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敗，斬他，是軍法。黃克功的死，和戰場毫不沾邊，他是泡妞不成，起殺心，屬於桃色事件，斃他，是刑法。馬謖就算霸佔民女，也罪不至死，你看吳宇森的《赤壁》，曹操雄兵百萬，為的就是一個叫小喬的妞，且還是人家周瑜的妞。只能說黃克功走背，被競爭對手盯上了，上了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這就好比小三在部落格上實名舉報貪官，你說辦還是不辦？
      馬謖死時38歲，古時這個年紀可以當爺爺了，黃克功死時不過26歲，可能還是個處男，至少連個婆姨都沒娶上。 電影裡的黃克功，臉上多了一塊疤，依舊難掩帥氣。而黃克功案是我DANG一塊傷疤，邊區法庭辦得再漂亮，它也帥不起來的。如今這道疤被人從故紙藉里翻出來，當眾揭開，拍成電影，委實出人意料。不少人暢想，這才是主旋律影片的未來。主旋律片的未來該是什麼個樣子，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領導幹部加桃色，一定好看。
桃色主旋律要開山？
      不知77年前是夜的延安下雨了沒，從電影的角度來說，下點雨總是好的。雨夜、女屍、桃色、謀殺、幹部，幾個關鍵詞組裝在一起，就是一枚制導炸彈。這事就算放在資訊爆炸的今天，也能直指今日頭條，何況是在1937年的延安。對於平頭百姓來說，死個村姑算不了什麼，頂多罵幾天也就忘了，畢竟人家官大，而且還是功臣，想娶你那是抬舉你，簡直不識好歹。對於國民黨來說，那可了不得，好不容易逮著我DANG桃色事件，不做足文章豈能善罷甘休。於是「封建割據」、「無法無天」、「蹂躪人權」等詞彙終於找到了血淋淋的棲身之所。
其實最令毛澤東撓頭的，不僅只是國軍輿論，你張靈甫殺妻不也照樣加官進爵嗎？頭疼的是，死的並非普通村姑，而是投奔延安的進步學生。當時延安的處境微妙，這不正以抗戰之名忙著招賢納士，填補元氣，好不容易有劉茜這樣的進步青年穿越層層封鎖，投奔而來，結果卻死在領導幹部的搶下。那會沒有部落格，投奔延安的青年個個堪比大V，弄不好人心盡失。再說了，你軍官泡妞不成就可以殺了，你讓剩下那些個豆蔻年華的女生怎麼睡的著覺。
除了部份毛澤東情節的簡化，影片對歷史事件進行了高度還原。包括毛澤東的猶豫，賀子珍的痛心，胡YAO邦的稚氣，雷經天的為難等，影片都有嘗試性的涉獵，這在過往主旋律影片中，鮮見。當然，故事的落幅一如大眾所知，黃克功被斃，冤魂得以安息，我DANG的司法制度順勢登台亮相。也正是此正能量落幅，讓這個桃色事件得以涉險過關。從某種意義上說，《黃克功案》是當代桃色主旋律的開山之作，但並不意味著這一題材會後繼有人。


殺黃克功乃我DANG公關秀？
《黃克功案》選擇在司法日上映，是個雞賊之舉。不僅可以「證明」我DANG以法治國之源，與當下拍蒼蠅打老虎的大政方針也頗為契合。在這個安全帽下，影片採取了去桃色化的敘事，上半場立足涉案調查，下半場著眼庭審斷案。
涉案調查的好處在於，可以用懸疑解扣的方式來構架黃克功案件始末，而弊端在於，案情脈絡早已大白天下，因此，必須另行加料。影片中，調查並不像百度搜索那麼輕易，而胡YAO邦等也沒有福爾摩斯的智慧，加上個中人情世故糾錯，調查插曲宣兵奪主，成為影片探索黃克功案的附加值。所幸的是，高層當時雖不知如何決斷，但追查真相的決心還是有的。再說了，有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作案，這不就是在太歲頭上動土麼，領導層怎能任由真相掩藏。
至於公審部份，是不得已而為之嗎？我看不見得，關起門來一合計，或是下道聖旨判他個十年八年，悠悠之口也能消除十之八9，判他個槍斃也未嘗不可，那倒是一了百了。為何要公審，顯然另有目的。黃克功畢竟是老功臣，不管你怎麼合計，都會有反對的聲音，如直接下旨誅殺，難免要傷其他些個老革命的心。公審則好處多多，一來可以釋放多放聲音，讓不滿和憤懣得以排解；二來集體意識決定黃克功生死，那就怪不得咱老毛；再說萬一群眾多認為他罪不至死，或覺得他應該戴罪立功，也未嘗沒有一絲可能；此外，就算黃克功被判死刑，還可以廢物利用一下，讓剛剛成立的邊區法庭來次千載難逢的實戰，為將來法治建設沉澱經驗和群眾基礎，可樂而不為。
說白了，黃克功案的公審，是我DANG一次公關秀，而且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公關秀。
抹不去的桃色印記
對比黃克功本尊與王凱的扮相，顏值差距不小。但從歷史照片來看，黃克功非秦瓊尉、遲恭那般凶神，更不像李達、程咬金般惡煞，相貌還說得過去，而且 10年工齡的他不過年芳26歲，正直青春好年華，戰功卓著，貴為團級幹部。按照今人審美情趣看看劉茜留下的照片， 20歲豆蔻年華的她，不僅面子大了點，還長得有點著急。那麼在那個英雄崇拜的年代，為什麼劉茜不為黃克功所動情，結果冤死在他手中呢？這就是這個案件留給我們的遐想空間。
影片對黃克功的做系統刻畫，僅只通過調查介入的手段，呈現出他片狀人格。一開始，他跟無事人般，這點不難理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當年跟著老毛上井岡山，從一個小毛孩熬成了後來的團級幹部，殺人早成了家常便飯；奔赴前線的途中被截回時，他還矢口否認，更可見他過硬的革命心理素質；直到賀子珍親自過問，他才預設了自己的行徑，可老戰友的調查詢問時，他又演起了無辜，說是槍枝走火；當調查人員發現第二枚彈殼，並從屍體上找到第二處槍傷時，他依舊居功自傲，報以赦免的僥倖；當得知要被公審，也未見他有多少懺悔之意，還給主席寫信乞憐；直到法官讓他申訴時，他還一口咬定「她破壞婚約是污辱革命軍人」。僅從電影呈現的黃克功來看，果然是我DANG培養的好兒女，大義凜然，寧死不屈。
影片對桃色部份雖然著墨不多，依舊難掩今人以桃色的眼光審視這段歷史。
約齡青年的悲情人生
在延展今天的話題之前，首先要強調的是，殺人肯定是不被容忍的，就像黃海波嫖娼不被法律允許，但我們不能因為黃海波嫖娼，就判定他一定是個徹頭徹尾，且不可原諒的壞蛋。我們在揣測黃克功殺人動機前，不妨先瞧瞧當時的延安情場生態。
上世紀30年代號稱文藝革命的聖地，引無數文藝女青年競折腰，火爆盛況，一點度不亞於今時文青妹紙對艷遇集散地大理的憧憬。就說延安文藝女青年的代表丁玲同志，先是逃婚，跟瞿秋白曖昧，然後又跟胡也頻，之後是馮雪峰，這種作風一種被她帶到了延安。面對這些搖曳多姿的文藝女青年，你說黃克功的安全感何來？
更糟糕的是，1938年前後的延安，男女比例高達30:1。大批的文藝女青年雖然緩解了延安的旱情，但依舊是毛毛雨，無法改變狼多肉少的格局。而且文化水平的差異，也使得很多妹紙看不上延安幹部。就拿這薛明來說，搞得賀龍同志一度很頭疼，要還好副校長彭真及時出面，把這段婚姻按在板子上定了釘。包括共產國際的李德到了蘇區，他的夫妻生活也是組織給搞定的。當然，也有霸道的很的，看戲時往台上一指，說我要她當我老婆，於是一位將軍夫人就此誕生。
  記得小時候經常哼唧一首革命歌曲改編的童謠：「革命軍人個個要老婆，你要他要，哪裡有那麼多？」也許就是那會流傳下來的。
黃克功16歲跟著鬧革命，鬧了10年，不過年芳26，正是荷爾蒙高度分泌的年紀。團級幹部的檔位高不成低不就，向組織申請分配吧，顯然還輪不著他，所以只能自己勾搭了。話說這劉茜來到延安不久，一開始就在黃克功所在十五隊學習，一來二去，談起愛情。所謂「戀愛中行走的兩個人，走得快了，你覺得壓力太大，走得慢了，他覺得你沒誠意」，這大抵就是兩人最後的愛情。加上文藝妹紙對兵哥哥接觸久了，粗陋之處難免有個猶豫與適應期，這時候黃克功頻頻逼婚，固然適得其反。她一時還無法想到，黃克功可是隨時奔赴前線的人，指不定哪天就嗝屁了，哪有墨跡的時間。也許黃克功只是不想在嗝屁前連個炮都沒打過，一捉急，就要把妹紙給嚇到。再說他多少有點居功自傲，佔有慾作祟也不奇怪，對面一時無法控制的場面，激情殺人不是沒有可能。
 於是，革命功臣淪落為殺人犯，炮齡青年成了炮齡亡魂。
 
黃克功跟馬謖相似之處在於，最後都有高層領袖寫的文章，馬謖人頭落地後，得到了諸葛亮親筆祭文，而黃克功在押赴刑場之際，也得到了毛澤東寫的「回信」。同樣是主子寫的文章，祭文的字裡行間都痛與淚，而馬澤東的信則更多的是決絕：
雷經天同志：
你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
黃克功過去的鬥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赦免他，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鑑。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佈法庭判決外，並宣佈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體恤。
毛澤東
193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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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延安「桃色事件」
1937年的延安，發生了一起轟動一時的「黃克功桃色事件」。毛澤東「揮淚斬馬謖」，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
 故事背景
黃克功，江西南康人，1927年參加革命，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入黨。參加過井岡山鬥爭和兩萬五千里長征，歷任紅軍班長、排長、連長、營政治教導員、師政治部宣傳科長、團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婁山關戰役中立大功。延安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第15隊隊長、第三期第6隊隊長。
劉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在太原市友仁中學讀書時，思想進步，是民族解放先鋒隊負責人。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她「憤暴日侵凌，感國難嚴重」，積極響應黨的抗日號召，在黨組織的護送下，冒險通過敵人的一道道封鎖線到達延安。她充滿了抗日救國的熱情，在從延安給哥哥的信中說：「我並未把自己估計多高，只不過盡力而已，吃苦受驚當然是有的，但為了國家又有什麼可說。」到延安後，劉茜先入抗日軍政大學第十五隊學習。在抗大，她生氣勃勃，努力學習和工作，幾次要求上前線，被校領導譽為「年齡最小，表現最好」的學員。
劉茜到抗大第十五隊學習時，正好黃克功在第十五隊任隊長，遂與黃克功相識。兩人經過短期接觸，感情尚好，常通信往來，漸涉戀愛。
1937年9月，陝北公學成立，抗大第十五隊全體人員撥歸陝北公學，於是，劉茜也隨隊轉入陝北公學學習。但不久，黃克功被調回抗大任第六隊隊長，劉茜仍留在陝北公學。以後兩人接觸少了，關係漸漸疏遠。黃克功見劉茜與其他男同學來往，心懷嫉妒，加之聽了一些風言風語，就覺得劉茜在陝北公學另有所愛，對他不忠誠，就去信責備劉茜並要求立即結婚。劉茜對黃克功的反覆糾纏，漸生反感，屢次勸說、批評無效後表示拒絕結婚。黃克功則認為「失戀是人生莫大的恥辱」。
黃克功和劉茜之間有過一段短暫的熱戀，但隨著兩人交往的加深，他們對愛情及婚姻家庭認識的巨大差異很快就顯現出來。那時延安年輕人多，多數尚未結婚，據說男女的比例是五比一。外來的青年都很崇拜長征幹部，把他們看成傳奇式的英雄，女青年找對象，有所謂「走長征路線」之說。劉茜是個年輕美貌、能歌善舞的姑娘，黃克功則是個戰功纍纍、身居高位的軍人，在戀愛、婚姻和家庭問題上，兩人多少都存在著一些不同的觀點。相處久了，他們之間便在生活情趣、習慣愛好方面表現出許多不同，先是矛盾、糾葛和不協調，後來是乏味和苦惱，最後產生了難以彌合的裂縫。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劉茜還是一個充滿幻想的少女，她渴望的愛情是浪漫的精神之戀。她在給黃克功的一封信中說道：「我希望這態度永遠下去好了！將來的問題，將來再解決，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結婚……」「我希望我的愛人變成精神上的愛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劉茜強調了愛情的共同基礎，她寫道：「愛情不是建立在物質上的，而是意志認識的相同，你不應把物質來供我，這是我拒絕你送我錢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來了，你無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為。」對於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劉茜認為：「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幫助，你認清點！！」同學董鐵鳳轉述劉茜對她說過的話，劉茜對黃克功不滿意的地方是：「她覺得他只認識一天，便要求她結婚。」
此外，兩人的觀念差異還體現在交友問題上。由於工作及性格的原因，劉茜與其他男性有較多的接觸，這使黃克功心懷妒意，以致無端猜疑，認為她「隨處濫找愛人」，而劉茜曾告訴黃克功：「我們像親兄妹一般的過著生活來到延安，但我們是同學只[之]合，而沒有和其中之一個產生什麼愛的，我們一塊遊山玩水，一塊打球，一塊討論，無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現在仍是那般的。」在後來的調查中，兩位調查者都認為劉茜與其他男同志僅有工作關係，與外面（白區）及其他人之間亦沒有信件往來。
案情概述
1937年,延安陝北公學不到20歲的女生劉茜一夜未歸。校方接到報告後,立即派人四處尋找,在延河岸邊的一塊大石頭旁邊找到了她的屍體。她身中兩槍,已經死亡。
延安保衛處接到報案後,發了通報,很快就由下面反映上來兩條重大線索。一條是劉茜同宿舍的同學反映,出事前那天晚上,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六大隊大隊長黃克功前去找她談話,約她到延河岸邊散步談心。因為劉茜原來就在黃克功任隊長的抗大第四大隊學習,兩人關係過從甚密,後來成了戀人,關係也公開化,因此黃克功約她外出談心也並不是第一次。另一線索,就是黃克功的警衛員舉報自己的首長形跡可疑。他發現首長(黃克功)天剛亮就爬上抗大六大隊所在地鳳凰山上的一垛高牆向城外河邊眺望,給他擦槍的時候,發現他的手槍有剛發射未久的痕跡,給他洗衣服的時候,發現衣服上有新鮮血跡。警衛員感到事情重大,於是向保衛部作了匯報。
領導同志立即找黃克功談話。這時的黃克功已經恢復了理智,承認劉茜是自己所殺,並毫無保留地從頭到尾坦白了自己的殺人罪行並提出接受依法判處。經抗大副校長羅瑞卿同志向中央領導報告批准,高等軍事法院便依法把故意殺人嫌疑人黃克功逮捕收監,準備依法審判。
此事一時間在延安轟動一時,國內外一些報刊把它當成是共產黨的「桃色案件」,搶先發表。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