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愛你的人是我

 
血緣關係是構成所有生物群落和文明社會的基石，親子之間割捨不斷的愛意，融於彼此的血液之中，尤其對一個有幼齡子女的家庭而言，孩子無疑是家庭的核心，一旦不幸痛失吾愛，無異於這一方天空的崩塌，就如當被記者問到如何調動《親愛的》中小演員的哭戲時，趙薇就說：「通常讓孩子哭，說你媽走了就行了。」

失子的災難引發的痛苦無分國界，在《失蹤寶貝（Gone baby gone）》、《換子疑雲（Changeling）》、《囚徒（Prisoner）》等電影中，不同階層的家庭也難以抵禦同一種不幸的強大摧毀力，有所區別的是主角在絕望前會做出怎樣的舉動，這是同題材電影的矛盾看點，而各種因素的逐步累積是推動行為的依據，即使結果如何驚悚，也是可信的。

《親愛的》上半部份也是如此，黃渤、郝蕾尋子三年的壯舉，結合真實事件本身，也有一定的感染力，只是如果電影就這麼結束，就未免流於平庸的主旋律電影，導演拍攝前正是擔憂影片是否會淪為「廉價的煽情」。為了跳脫真實事件改編電影的短板，出現「另一邊」是一種思路，在電影中，佟大為在公交車上說出了電影的「戲眼」：「這個國家大家都不站在別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因而《親愛的》區別於一般打拐題材電影（至於《失孤》有待觀望）的最大可取之處，就是一分為二的「雙面性」結構。那麼，另一邊是誰？

拐賣兒童者連拐賣婦女的人販都不齒，顯然無法擔當這個角色，互助小組也只是另一條隱線脈絡。在「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和「部落格打拐」行動混淆不清的時候，有法學者指出，拐賣兒童的最大市場不是乞討者，而是需要子嗣的農村地區，在一些極端地區，一些未生育的家庭「帶回」小孩撫養，會逐漸被同鄉人默許為親生。就如趙薇這個角色，她絕非視「吉剛」為商品，而是視若己出。當黃渤等人偷偷抱出鵬鵬時，全村出動的場面是十分震撼的。如果說其他村民是守護村人財產，趙薇則是真切地守護骨肉血親。這種信念是如此強大，以致於她能極度執著地追上狂奔數裡的黃渤，沿著水管爬上福利院二樓的空調外機，只為看望另一名被剝奪的「親愛的」骨肉，她的這種奮不顧身，與黃渤、郝蕾的奮不顧身，是毫無二致的，所以趙薇是擔得起「另一邊」的角色的。

電影英文片名為Dearest，《親愛的》實為「最親愛的」，這不僅指孩子在父母心中的頂尖地位，更指兩個家庭涉及同一「最親愛的」的糾紛悲劇。在預設立場上，我們自然和黃渤一家站在一邊，在共感的作用下，也希望角色能代無法在場的自己最嚴厲地處置罪犯。另外還有一點，由於幼兒在四歲之前尚未形成自我認識，記憶卻刻骨銘心，養母提供的安全感使得鵬鵬對生父母印象模糊，這時將其帶回生父母身邊，不啻於又將他再「拐」走一次——在過程上，他們潛入村子搶走「吉剛」的行動與「拐賣」幾乎一樣。至親相見，卻不相認，這更渲染了切膚之痛，如黃渤後來驅逐探望「吉剛」的趙薇：他們之後所有的努力，就是「將她忘掉」。如果細察人販子所造成的種種傷害，我們也會像張譯的互助團體一樣，對一個近在眼前的人販子施以重拳，哪怕是戴罪而來：在拍趙薇被圍攻一幕時，演員們忽然入戲，護住趙薇的佟大為拍完回家脫掉衣服一看，身上多了好幾處淤青。

無論如何，雖然還帶著安徽口音，「吉剛」畢竟慢慢變回了「鵬鵬」，於情於理，孩子歸屬黃渤、郝蕾都是絕對名正言順的。問題是，如果郝蕾還想帶回的「親愛的」吉芳是趙薇「最親愛的」，並且編劇又有意地促成第二次爭奪，我們就不得不正視「站在別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因為此時收養人郝蕾似乎僭越了應有的權責，趙薇對吉芳也不再背負拐賣的罪孽，她將經受一次形同「拐走」孩子的衝擊，執行依據又是堂堂正正的收養法，我們對角色的好惡趨向開始反轉，已經一無所有的趙薇就被洗白了。

其實這不能說是善惡對錯的判斷，只能說是法理與情理的困境，而且惡人昭昭，就是人販子，這是傳統意義的反派，卻因可能會影響影片的基調而必然消失（人販子如何對待被拐兒童常成為此類題材電影的噱頭）。惡有惡報是觀眾的慣性期待，然而歸罪對象的缺席，又使得這種憤慨的情緒得不到宣洩的出口，所以影評人「桃桃林林小淘淘」反映整個電影看得人非常憋屈。怪人販子？人都死了。再要怪誰？於是矛頭又悄然地指向制度。

然而陳可辛未必願意觸及「圍繞制度做批判」這個深度或維度，糾結於制度基本上是丟棄商業片的賣點，在一款預告片中，趙薇舉著寫有偌大一個「冤」字的牌子堵在福利院門口，後來這個吻合現實的片段果然被刪掉，從人物塑造上來看，這似乎也會讓趙薇的苦情角色顯得過於世俗。另一方面，陳導表示「那（探討現象背後的制度因素）不是我的責任，我沒那麼偉大，我拍電影就是拍情感」，這就指明了影片更著眼於情感的真實表現，所以「調性柔軟」，近乎文藝。

情感的表現自然離不開幾位實力演員的表演：黃渤能駕馭百變的形象，無愧於中國一流演員的素養，在市儈、詼諧、猥瑣的喜劇角色之外，他此前早有《生存之民工》、《鬥牛》、《殺生》等正劇的歷練，更依靠著天生小人物的長相，將情緒的變遷演繹得極為到位：在派出所樓梯之間，他終於大哭一場，那種幾乎抽不上氣的痛哭，連我這種對表情體察不夠敏感的觀眾，也能掂量到這痛苦之中情緒釋放的份量，以及如影隨形的不安全感。

另一主角當然是趙薇，不過畢竟天生面容清麗，即使在《少林足球》中扮丑，在《夜上海》中扮俗，也會露出化妝痕跡，所以她在《親愛的》中的外形觀感還是有些難以進入角色。直到一個時刻，趙薇見孩子一面的請求被福利院拒絕，最後情急之中，她噙著淚水對院長說：「我要去法院告你們福利院。」院長怒喝：「你再說一遍！」她聲嘶力竭地重複：「我要去法院告你們福利院！」

在這一刻，趙薇不再是趙薇，而是一個拼命討回親愛的孩子的可憐女人、一個進過班房的低賤寡婦、一個院長拒絕相信有撫養能力的安徽村婦、一個被每個人主動或被動遺忘的人販之妻，口音不再是獵奇和搞笑的工具，扮相不再是演員嘗試新戲路的標示，演員被深深地嵌入角色，即使海報上的她比戲中乾淨許多，走出影院後，我還是會記得，這是李紅琴。

編劇的功力在於對人的侷限性的把握，以及破局的可能性，所以這樣一個道德和物質上都卑微至極的弱者，能獲得法律的幫助，當「告你們法院」真能落實為一個實在的行動，不僅佟大為疑似浪子王曉陽的角色獲得正名，更重要的是我們無處安放的情緒終於找到落腳點，這大概就是淚點的成因。

以「看哭」作為宣傳的電影難免會有賣力煽情的嫌疑，比如文不對題的《唐山大地震》，將糾結的家庭悲劇偷換整個地質災難，在表現上又像話劇一樣用力過猛，處處都是「你哭啊你快哭啊」的規勸，廣告硬植更引發笑場。倒是失憶韓劇范的《歸來》，命運的顛沛捉弄多少能讓觀眾長吁短嘆。到了《親愛的》，其實論實質，這是一部「比慘」的電影，但陳可辛與張驥已能熟稔地營造一個豐滿的背景環境，環境的真實伴隨情感的真實，在價值觀上也沒有《中國合夥人》的扭曲，於是電影不再像是漂浮在虛幻的雲中。

尋找了太久，壓抑了太久，為了讓近乎喪失一切生活動力的郝蕾振作，黃渤甚至故作堅強太久。正如他在互助小組中的自訴，「希望是飯」，尋找不棄就成了一種純粹的苦修，哪怕是騙子偽造的希望，也是一份食糧，支撐自己朝著深夜裡不明所以的燭光豆焰摸索而去，以致於互助小組本身，竟依靠著類似傳銷洗腦的方式來互勉。尤其是在去派出所的前一天，張譯等人在宴席上興高采烈的言笑或許是發自真心，他們享用希望的盛宴，我們感受到的卻是濃厚的悲愴，而在第二天眾人兩次遭遇夢碎，希望墜落為失望的落差就格外刺痛。過程心理學認為，同情的觸發是出於「感受他人的感受」，使人產生同情的「他者」就包括了來自個體往昔的經驗瞬間和其他人的經驗事態，對「希望」這一物件的飄渺屬性，我們有著最廣泛程度的體味，所以才對這種不知何時休止的煎熬有著更多的憐憫，因此《親愛的》中的淚點是一種因人因時而異的體驗，無需營造，更不應販賣甚至像一些影評那樣挨個挑出來。

求不得和愛別離，《親愛的》就納入了這兩大世間痛苦之源，借用徐皓峰對陳可辛的《投名狀》的評價，這是一部「認輸」的電影。如果說敗筆，就是末尾趙薇意外懷孕以及之後的開放性結局。電影在此戛然而止，一般理解是前途未卜，餘韻無窮，然而以吉芳的徬徨無依、趙薇的情緒波瀾（包括類似姜午陽受刑的一個特寫鏡頭）收場，往輕里說，是編劇對「輸」的刻意堆積，往重里說，是編劇不知將故事說圓（雖然現實也絕非十全十美），而且意外懷孕這件事，在國產電影語境中，幾乎已淪為「狗血」外掛程式，唏噓了大半場的電影院裡在此一片「狗血」吐槽，氛圍整個就不對了。
    我們從電影中獲得的教益，不僅是看好孩子，更是去關注和幫助這個以希望餵飼自我的可憐群體，如經常無故消失頁面的騰訊網，找不到的「404」下面，都會附有一張還未找回的被拐兒童照片及聯繫方式，而張譯飾演角色的原型孫海洋的電話號碼，也被陳可辛加入到緊接花絮鏡頭的片尾。雖然在上映後，電影還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票房論成敗的俗套，但它聚斂了足夠多的同情和關注，就盡到了一份赤誠的責任。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