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禹錫事件背後的科學政治博弈（作者：洪蔚 來源：科學時報）

作者：洪蔚 來源：科學時報 發佈時間：2011-7-27 6:13:59
□ 從2005年，黃禹錫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韓國法庭對黃禹錫作出正式判決，這四年間，世界幹細胞研究沿著黃禹錫當年的道路，取得了飛速進展。
□ 《科學》在黃禹錫事件中的雙重標準和處理手法很不尋常。東方要尋求學術共同體的多元化與平等待遇，這讓一些西方人相當焦慮。
□ 話語權是一種軟實力，隨著東方的崛起，對話語權的爭奪在所難免。
事件篇
「2005年秋後的日子，是黃禹錫生命中注定難逃一劫的歲月。」
首爾不相信眼淚

□本報記者 洪蔚
2007年9月，在黃禹錫被認定學術造假500天後，哈佛大學喬治·達利教授的研究團隊，確認了黃氏幹細胞有效，「很有可能是一項歷史性的創舉」。
2009年10月26日, 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僅以挪用研究經費和非法買賣卵子兩項指控，判決有期徒刑2年，緩期3年執行。這項判決中並無對黃禹錫學術造假的指控。
從2005年，黃禹錫受到造假指控，到2009年韓國法庭對黃禹錫作出正式判決，這四年間，世界幹細胞研究沿著黃禹錫當年的道路，取得了飛速進展。
極速「落馬」的民族英雄
回過頭來，重新審視2005年輿論對黃禹錫造假的狂轟濫炸，科學史專家江曉原，作出了這樣的評述：「2005年秋後的日子，是黃禹錫生命中注定難逃一劫的歲月。」
2005年秋後，短短幾十天的時間，黃禹錫就從「韓國民族英雄」、「最高科學家」的耀眼光環中，跌落下來，其被顛覆的速度，在科學史上是罕見的。這背後種種「詭異」的情節，也一一展開。
最先對黃禹錫發難的是他的合作者傑·夏騰。2004年，在黃禹錫一篇論文被《科學》雜誌退稿後，夏騰加入了黃禹錫團隊，成為主要研究人員，並利用自己在歐美學術共同體中的有利角色，為黃禹錫的論文多方遊說。
對黃禹錫團隊的工作，夏騰曾作出了這樣的評價：這是一件「比研製出疫苗和抗生素更具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工業革命雖然起源於英國……如今在韓國首都漢城也許已經發生了能夠改變人類歷史的生命科學革命」。
2005年11月12日，夏騰忽然對黃禹錫提出指控，指控他在獲取幹細胞方面存在倫理問題。為此，黃禹錫在12天後，黯然宣佈辭去首爾大學的一切公職。
在黃禹錫的論文受到公開質疑後，作為當事人之一的夏騰，卻從各路媒體中隱身，在吸引全球眼光的黃禹錫事件中，不再發表任何話語。
2005年12月18日，首爾大學介入黃禹錫事件調查，調查過程進展神速，5天後，便公開了調查報告，稱黃氏11個幹細胞的實驗數據中，有9個系偽造。隨後，黃禹錫辭去首爾大學教職。又過了6天，韓國首爾大學調查委員會宣佈，黃禹錫根本沒有培育出與患者體細胞基因相同的特製胚胎幹細胞。
2006年1月10日，在調查進行了23天後，首爾大學調查委員會公佈最終調查結果，除了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條複製狗外，黃禹錫所謂「獨創的核心技術」無法得到認證。
2006年1月12日，距首爾大學介入調查24天，美國《科學》雜誌便正式宣佈，撤銷韓國首爾大學科學家黃禹錫等人兩篇被認定造假的論文。
時任《科學》主編唐納德·甘迺迪發表聲明，反覆強調說，稿件撤除的最終依據，是基於首爾大學的調查報告，編輯部對論文數據概不負責。
時至今日，在《科學》雜誌的官方網站上，黃禹錫的那兩篇論文「該文章已被撤銷」的紅字依然如故。
整整4個月後，2006年5月12日，韓國檢察機關對黃禹錫案件正式提起訴訟，指控他在幹細胞研究中犯有欺詐罪、侵吞財產罪、違反《生命倫理法》等罪名。其中欺詐罪就是針對學術造假而言，檢察官認為，黃禹錫是整個論文造假事件的總策劃人，對此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的行為已涉嫌構成欺詐罪。
2006年7月18日，韓國政府決定取消此前授予黃禹錫的科學技術勳章和創造獎章。至此黃禹錫跌入了學術與聲譽的最低谷。

飛速發展的幹細胞研究
2007年，就在黃禹錫「落馬」之後不久，世界幹細胞研究卻進入了新的拐點。2007年8月2日，《時代週刊》科學專欄就發表了有別於主流大眾媒體言論的報告，根據新近科學進展，宣佈確認黃禹錫胚胎幹細胞研究的重大價值。
當天，哈佛大學的喬治·達利教授發表在《細胞》上的一篇論文宣佈：由韓國胚胎幹細胞專家黃禹錫博士於2004年建立的人類疾病基因胚胎幹細胞株，已被該研究團隊確認，這些細胞株的建立方法是不含外源性基因污染的單性繁殖胚胎幹細胞，很有可能是一項歷史性的創舉。
在宣佈自己研究進展的同時，達利教授也不無惋惜地對媒體表示，2005年，巔峰時期的黃禹錫還沒有來得及認識到自己科研成果的價值，就已經被涉及「倫理和造假」的輿論搞得焦頭爛額，根本無法顧及對科研數據的深入分析，制定下一步的科研方向。
與此同時，許多西方學者卻從其初步的分析報告中，預見了人類胚胎幹細胞複製的一縷曙光。
不久後，消失了的夏騰再次露面。2009年1月，夏騰與匹茲堡大學同仁一起提交人體幹細胞複製技術專利申請，其中許多細節，與他曾經的合作夥伴黃禹錫的技術如出一轍。
2009年8月31日~ 9月3日，在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對黃禹錫作出一審判決前一個多月，韓國在2009年首爾幹細胞論壇上，向全世界高調推出「一切為了患者的科學與技術」。在韓國繼續向2015年進入世界幹細胞研究三強、相關產值佔領全球市場15%份額的宏大目標全速邁進的時候，昔日明星黃禹錫已經出局。
2010年5月，夏騰故技重演，在《自然》雜誌上用 「一個毋庸置疑的里程碑」來評論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實驗動物研究中心佐佐木恵里博士的研究成果。
2011年2月，美國《血液》雜誌網路版上發表了日本研究人員的最新進展，從這些進展的脈絡中，黃禹錫當年的實驗，清晰可見。
而此時，距首爾大學公佈黃禹錫事件調查結果，時間整整過去了5年。
訪談篇
在世人譴責學術造假的激情消退以後，兩位學者持續五年跟蹤黃禹錫事件，梳理史實……
周旋於東西方話語之間
「2007年11月是一段令人感慨的歲月，黃禹錫被認定學術造假500天後，哈佛大學達利教授確認黃氏幹細胞株有效，功成名就。」
江曉原、方益昉持續5年跟蹤黃禹錫事件，今年年初，以這樣一段值得玩味的表述開篇，將題為《當代科學技術中的權益與話語爭奪：黃禹錫事件之後續發展研究》的論文，發表在《上海交通大學學報》上。
近日，《新華文摘》2011年第13期全文轉載了這篇學術論文。
採訪人：本報記者 洪蔚
受訪人：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科學史系主任
方益昉：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博士

韓國製造
記者：韓國法院判決結果，沒有對黃禹錫造假指控，為什麼在2005年世人都說他造假時，他似乎無力為自己辯護？
方益昉：黃禹錫是一個很特別的科學家，是徹頭徹尾的「韓國製造」——無外國學位，無留學背景，他對主導當今科學的所謂西方範式敏感度不夠。
當他成為科研項目「老闆」的時候，這種對「西方範式」不敏感的「弱點」就暴露出來，對拿到他面前的幹細胞試驗數據，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當時的黃禹錫自己也沒有意識到，他已經抵達一個重大突破的關口。由於當時複製出的幹細胞缺乏傳統識別標記，面對學界的質疑，他沒能也無法據理力爭。
江曉原：世人都說他造假，但是無論公眾還是媒體都無法參與檢驗他造假的證據，甚至大多同行科學家都無法參與。所謂造假，不過是極少數「權威」科學家的指控。
方益昉：黃禹錫對西方範式不敏感，也表現在倫理學層面，他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觸犯了西方文明的規範，和這種違規可能帶來的後果，被人抓住把柄，以倫理發難，捲入學術爭議的漩渦，最終在科學與經濟競爭中落敗。
記者：判絕後的黃禹錫失去了什麼？
江曉原：他失去很多。當取消造假指控後，當年他快得到的科學成果，已經落入別人囊中。這就像是在競選中常見的「故事」：在競選的關鍵時刻，有人指控競選者有「性醜聞」，等競選結束後，調查也結束了，儘管結論是誣告，而捲入醜聞的競選者已經失去了當選的機會。
焦慮的西方？
記者：二位在文章中提出了三個關鍵詞，黃禹錫，幹細胞，科學政治學。什麼是科學政治學？
江曉原：我們所說的「科學政治學」，是指在科學的運作過程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從黃禹錫個人來說，他從一個科學家，到肩負韓國全民期望的民族英雄，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政治作用。當西方學者打擊他的時候，韓國為了維護國家聲譽，迅速跟上，將黃禹錫拉下神壇，其中政治因素也起了明顯的作用。
科學早已不是像牙塔內的學問，而是跟利益勾連到了一起，縱觀「後黃禹錫時代」的幹細胞複製技術發展，其巨大的商業利益，是顯而易見的。
從黃禹錫事件看，科學的競爭是存在的，經濟利益的競爭則隱藏在科學競爭背後。而被用來首先發難的卻是東西方倫理衝突。
記者：回顧當年對黃禹錫的指控，夏騰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方益昉：從夏騰幾十年的科研經歷上看，這個人在很多事件中，都表現得像棵「牆頭草」。鑒於夏騰是在黃禹錫獲取幹細胞的途徑方面首先發難，引發倫理爭議的。一般理解是，夏騰本應是西方倫理道德標準的忠實實踐者，而2009年夏騰的表現卻並非如此。
記者：國際權威學術期刊在學術爭議中的舉動，應該說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何評價2006年初《科學》雜誌的反應？
方益昉：《科學》的態度代表了西方權威科學雜誌的態度。在黃禹錫事件上，《科學》雜誌的表現非同往日。在首爾大學介入調查僅24天後就宣佈撤銷其論文。
一個著名反例，當屬1986年的「巴爾的摩事件」，這場牽連到1975年諾貝爾獎得主巴爾的摩的科學聲譽維權之爭，歷時10年，幾起幾落，官司甚至打到了美國國會。
以24天對10年，《科學》在黃禹錫事件中的雙重標準和「不尋常「，恰恰反映出學術共同體的西方中心主義，正越來越多地遭遇東方技術的挑戰，東方要尋求學術共同體的多元化與平等待遇，這讓一些西方人相當焦慮。
「失語」的東方？
記者：在論文中，多次提到話語權問題，話語權在黃禹錫事件上的爭奪是如何表現的？
江曉原：所謂話語權，表現之一就是當掌握話語權的一方說某人某事「不好」的時候，沒有人敢大聲說「好」，反之亦然。現代科學體系是按西方文明體系建立起來的，很多規範是西方式的，話語權也掌握在西方人手中。
從政治層面而言，以舉國之力承擔國家戰略，是儒家文化圈中理所當然的原則，而這似乎又犯了西方民主理念的大忌。
方益昉：具體到韓國國情，它既是東方儒家文化圈的一員，又是西方科學經濟共同體的一員，在全球化進程中，面臨兩難處境。
江曉原：從黃禹錫事件看，韓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急於與西方接軌，過度看重國際標準，因此在西方人站出來指控黃禹錫的時候，韓國迅速進行了180度轉彎，將這位英雄拉下神壇。現在回過頭來看，韓國當時的舉措恐怕失之輕率。
記者：對這場話語權爭奪進行反思，對中國有什麼借鑑？
方益昉：我們研究韓國的案例，但更關心儒家傳統文化下的中國科技界，在全球化轉型進程中開拓思維，把握主動，制定政策和進行決策的經驗及教訓。
江曉原：對中國的借鑑，簡單總結就是要有東方的自信，不應容忍西方長期獨霸話語權。話語權是一種軟實力，隨著東方的崛起，對話語權的爭奪在所難免。這也提醒我國科學界和媒體反思，以後中國出了優秀的科學家，很可能也會受到國際競爭者的打壓，我們不要一味跟進，而是應該採取冷靜、慎重的處理態度。

黃禹錫科研年表
1995年~ 2005年
1995年，開始牛複製技術探索並取得成功。
1999年，成功培育體細胞複製牛。
2002年，成功培育體細胞複製豬。
2003年，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抗瘋牛病牛」。
2004年2月，成功利用SCNT技術複製胚胎幹細胞，從複製人體胚胎中提取出世界首個人體胚胎幹細胞。這一成果發表在《科學》雜誌上。
2005年5月，黃禹錫團隊宣佈，成功把人類的體細胞移植到人的卵子細胞，提取出世界首例與病患者人體基因一致的人類胚胎幹細胞，並成功把細胞培養成為胚胎。論文發表在《科學》上。
2005年8月3日，黃氏團隊成功完成了狗複製技術。在3000多顆受精卵中，有三顆成功長成胚胎，並有一隻狗出生，起名史納比（SNUBBY）。黃成了韓國民族英雄，頭像上了郵票，被韓國科技部授予「最高科學家」的稱號。
2006年~2011年
2006年3月16日，韓國保健福祉部宣佈取消黃禹錫的幹細胞研究資格，同時禁止他為了研究目的而獲取人類卵子。
2006年8月18日，黃禹錫通過其律師宣佈，將重新設立研究室，開展動物複製研究。黃的律師李建行說，本月早些時候，黃禹錫在首爾南部的生物研究設施已經開始運轉，有30多名他以前實驗室的工作人員與他一起工作。當日，韓國科技部證實，黃禹錫已於上月14日從科技部獲得設立「修岩（Kogene）生命工程研究院」的許可。該機構由私人出資25億韓元設立。
2008年6月18日，黃禹錫的Sooam生物技術研究基金會與美國加州的「生物藝術」公司通過網路在世界範圍內拍賣5條狗的複製服務，每條狗的複製服務起拍價為10萬美元。
2008年6月19日，黃禹錫博士為首的一個科研小組成功複製出了17隻中國瀕危動物藏獒。
2008年9月25日，「人類幹細胞研究以及製造方法」獲得澳洲專利號。發明人共有19人，此項發明的全部股份都歸黃禹錫所有。自2003年12月起，黃禹錫等已就人類幹細胞研究技術向11個國家申請了專利。
2009年4月底，韓國衛生福利部有條件接受查氏醫學中心（Cha Medical Centre）申請，從事人類成體幹細胞複製的研究工作。項目主持人李柄千博士曾為黃禹錫研究團隊主要研究人員。
2006年至2009年6月，黃禹錫繼續在國際一流雜誌上發表論文28篇。
2011年3月，黃禹錫在兩年緩刑期間試圖重新開始他的研究生涯。但是因為利比亞戰爭的爆發，黃禹錫失去了最新的研究項目，該項目系Sooam生物技術研究會與利比亞雙方共同資助。

公眾輿論：一個失衡的砝碼？
江曉原、方益昉的這篇論文，在2009年10年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對黃禹錫一案作出一審判絕後不久，就已經完成。
儘管論文的主題人物——黃禹錫，曾是國際輿論界的「風暴之心」，然而，刊出幾個月以來，這篇論文，卻少有人提及。
然而幾天前，《新華文摘》、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官方網站先後全文轉載了江曉原、方益昉這篇坐了幾個月「冷板凳」的論文。
在江曉原、方益昉跟進黃禹錫事件、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儘管一些同行學者表示出興趣與支持，但二人也遇到了不少質疑，質疑的理由大多並非出於學術上的探討，而是簡單地表現為對「為黃禹錫鳴冤」的不解。
在黃禹錫事件的觀察中，江曉原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譴責黃禹錫造假時，輿論鋪天蓋地熱熱鬧鬧，而此後的科學進展證明黃禹錫的貢獻時，卻很少有人關注。甚至在韓國法院作出的裁決中並無造假指控時，公眾與媒體似乎也都對這一重要事實失去了興趣。
江曉原認為，其間有很多東西值得大眾輿論去反思。確實，一個當時的英雄被指控造假，遠比後來他造假的罪名未能坐實，更能娛樂大眾。
在本報採訪了江曉原、方益昉後，又聯繫了幾位生物醫學領域的領軍科學家徵詢他們對黃禹錫事件的看法，幾位受訪人都以「不了解情況」為由推託了。
近年來，江曉原和方益昉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開創了「科學政治學」的研究方向。曾在生物醫學領域從事科研20多年，隨後在生物醫學企業創業10多年，方益昉對生物醫學領域中科研競爭、利益糾葛、政治博弈體會頗深。因此在棄「科」從「文」後，便將興趣點放在了生物醫學領域的科學政治上。
用方益昉的話說：政治是一門平衡的藝術，處在學術、資本、政治、文化、宗教、法律和媒體等等問題中心的生物醫學，恰恰是研究這種平衡的理想範本。近年來，生物醫學在技術、倫理等方面的進展，也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動態的過程。
在江曉原看來，媒體與公眾輿論也是這種平衡中一個重要的砝碼。在涉及黃禹錫事件的種種表現上，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砝碼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洪蔚）
《科學時報》 (2011-07-27 A3 科學 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