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暴力與基督——重評《黑色追緝令》

是想再寫一次《黑色追緝令的》的影評，可是等到真正開始寫的時候，卻又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因為我總感覺昆汀的電影只適合拿來看，並不適合說出來，更不適合去做什麼理論性的研究，如果這樣的話，我們肯定會被這個痞子嘲弄為「書獃子」。但無論如何我都想要把這篇東西寫完，至少把我能想到的都寫出來。實際上不論是昆汀的哪一部電影，我們所期待的無非就是兩樣東西：廢話和暴力。

       先是廢話。大量的帶有情色、低俗詞彙的台詞，毫無邊際的閒扯，沒有目的、沒有主題的對話，已經成為了一種讀寫方式上的顛覆。和昆汀的電影比起來，50年代的黑色電影所用的對白，聽起來都如此陽光，像是在述說一件令人感到溫暖的事情，讓人不知不覺的認定所謂的「黑色電影」也無非是那個時代的審美震驚罷了。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昆汀將這麼多的毫無中心意義的台詞放進情節中，卻並沒有令人感到厭倦，反而令人十分的愉悅。這肯定不是文學界該去探討的問題，《黑色追緝令》給予我的答案無非是這樣：台詞的確無意義，但是聽起來具有反抗性和反道德性。反抗，無非就是反抗正常的社會秩序所應該規範的詞彙量，就像電影的開頭，男人和女人在探討搶劫什麼樣的地方最沒有風險，實際上就是一種詞彙量的反抗，電影將本應成為反位的角色和言談擺上了正位，於是就形成了表面上的道德式禁忌，於是這種反抗就形成了。而反道德，也就是將對白庸俗化、色情化、污言穢語，當然，還有沒有來由虛擬的電影中大人物的八卦，這些形成了電影中的人的圈層，更通過電影媒介與其他的圈層形成了某種令人興奮的交流，實際上人們願意聽這些話，因為它們沒有道德標準，沒有秩序，人在看電影的時候被暫時地從他們的圈層解放了出來。

       但是《黑色追緝令》並沒有讓道德消逝，它反道德，也只是在反對語言與行為上的表面化的秩序，其實從拳擊手做夢開始，到拳擊手與馬沙相遇，再到黑人殺手向搶劫犯解讀聖經，都是在利用電影重新樹立自己的秩序與道德。這種道德式建立在暴力、語言和基督之上的，被混合著血腥氣的最原始的思維模式。暴力，大量的血漿、槍聲，還有令人感到黑色幽默的殺人場面。只有在昆汀的電影中，我們才可以看到不說一句廢話就將一個我們認為可惡的角色打死的場景，也正是如此，昆汀式的暴力才如此具有令人嚮往的魅力。

       《黑色追緝令》里，暴力往往是與黑色幽默同行的，馬沙的女朋友吸毒過多被扎腎上腺素的橋段，曾被無數的電影理論教材所援引，但問題是，將這種鏡頭的拆解當做案例，只會增加學者的痛苦，因為假如導演從一開始就不認為這種切換方式是一種創造，而僅僅是配合場面所應有的語言符號，那麼這種案例收入課本就如同斷章取義一樣沒有意義。這一橋段顯然是帶有某種暴力因素的幽默情節，但是它不僅令人感到某種模糊的，對女性角色的諷刺，更在電影的整體情節下，昭示著某種異樣的兇相存在。同樣，《黑色追緝令》裡的黑色幽默也令人感到詫異和無法想像，白人殺手槍走火，誤殺小角色，整個場面如同乾坤倒轉，開始著眼於如何清理屍體，如何將汽車處理掉，於是我們除了被車裡的血漿所震驚，幾乎沒有其他什麼可以做了。昆汀的暴力美學源於無負擔、無責任、無理由、無秩序，只要這個人在當事者看來該死，那麼他就死了，而且死的狀態很令觀眾滿意，而小角色的死，覺令人感覺很瘋狂，很可笑。但是《黑色追緝令》的獨特之處卻在於，它描述了基督的信仰。

      電影膠片被導演剪成了樸克牌一樣，無非就是為了掩蓋一個很淺顯的思想，信耶穌者永生，不信者下地獄。黑人殺手誦讀的《聖經》到最後成為了他躲過殺戮之禍的救命稻草，而白人殺手卻因為沒有相信神蹟，繼續替黑幫做事而被拳擊手殺死。哪怕是再令人感到低俗的故事，倘若融入了信仰的內容，也會使人看到另一面：它無非是想要讓人看到作者們思想的掙扎罷了，更無非就是想要讓人們具有某種對社會的視覺上的控訴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