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語言》——當形式成為作風

      倘若以所謂「逼格」來論電影，那感官娛樂的視聽轟炸、滋補心田的心靈雞湯、反映生存的社會現實，以及思索存在的哲學探討四種價值層次由低到高構成電影的「思想格調」座標軸。安東尼奧尼和庫布里克等大師對「人」的看法多訴諸在電影的敘述內容上，愛森斯坦和戈達爾則屬於將世界觀與政治傾向架構在電影形式上的先行者。

      早期戈達爾的電影還有著清晰的存在主義敘事線條，到了晚期，這種線條被徹底摧毀，轉變為某種極端的表達機制。之所以說它是「機制」，因為它不屬於某種既成的電影語言，反倒是對傳統電影文法進行拆解革命後的結果，是對影音進行重構的先驗配方。戈達爾說，政治電影不是拍政治的電影，而是「政治地」去拍齣電影，是由拍電影去發動政治，由拍電影始，以電影帶出激烈的政治終。那麼這種「政治」的，應該就是其電影機制的依附核心。

      熟悉戈達爾的人都知道，《再見語言》並不是什麼新的實驗品，導演以他獨創的方式第一個吃螃蟹，一直孤獨地吃到了現在，這部新片也只是其中孤獨的一隻而已。電影裡出現的歷史片段（如希特勒）、舊電影影像（如梅爾維爾的《可怕的孩子們》）、物質世界的捕捉（如遊輪）、演員表演以及浮於畫面之上的文字（2D，3D等）構成了導演所需的影像素材體系，戈達爾不顧及物理邏輯，沒想過去按部就班地串聯素材，不屑使之變成可以代入敘事公式的打包產品，而是肆意地將其塗改、打碎成離散元素，然後混合、攪拌，通過不兼容的接合與強制性粘貼以確立某種鬥爭所需的姿勢，完成粉碎我們感性秩序的、挑動觀眾反抗神經的「政治目的」。你不要試圖去「看懂」，去「融入」，我想正是這份代表無限可能的非理性混沌帶給觀眾的疑惑與反抗動力才是導演實驗這麼多年的真正目的——政治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的。

      同樣，戈達爾電影裡的聲音是與圖像合作「反動」的另一個要素。在《再見語言》里，一種或多種聲源在左右音軌任性地流竄組合，經常和畫面全無關聯，音樂也總是不期出現、驟然停止。若我們把畫面與音響噹做觀眾接收的一個共同空間，那些分屬於不同獨立子空間的音和畫通過互斥與碰撞，便形成了一個錯綜複雜的影音「交戰」立體網路。好萊塢電影的功用是造夢，是陶醉，戈達爾製造的衝突則是為使觀眾齣戲，感到不適，提醒你不是在戀物，不該被催眠，而是讓你看了、聽了、驚訝了，像是夢醒，像是受到刺激與打擊，並感覺要做點什麼。這種開放於觀眾的作用力，也就是戈達爾所謂「政治」地拍電影。

      管中窺豹、文如其人，我一直覺得戈達爾應該是個很「浮躁」的人。攝影機是他手中的攪拌大勺，神神叨叨攪合出一鍋精神失常、表里不一的浮誇世界。起碼他眼中的世界該是如此。畫面失焦，顏色失真，古怪的拍攝角度，不同攝影機不同幀數的數字攝影，疊印，偶爾出現的古典調度方式……當形式成為作風，老者頑劣且心滿意足地耍著各種反骨的花樣，繼續和如今被無限同一化的電影價值觀念做著徹底決裂。

      電影不是現實，它具有欺騙性，語言同樣存在偏差與分歧，會扭曲你我對真實感知的表達與傳播。戈達爾發明的結構機器運作在關於語言遊戲的核心上，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一致。早期的維根斯坦相信，哲學家們之所以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根源在於我們日常語言的誤用。同樣一個詞彙，在不同使用規則與語境下，也會有著不同的意義。對詞語規則的誤解，會導致「形上學」的糾紛。即便本片的名字叫「再見語言」，根據戈達爾本人的戲謔，在瑞士沃州，「再見」一詞也會因時段和語氣的差異而有著截然不同的所指，甚至會有「你好」的意思。語言和電影一樣，是一種愛說謊的諧音。

      不論你說德語、英語還是法語，你確定真能描述一個真實的非洲？「當我聽到高保真時，我在想什麼是低保真，估計科技人員也說不清」「很多語言已經不再有正確的詞語，詞彙迷失於森林中或非洲，動物或窮人中」「把影像配以聲音，英國人稱之為聲畫合成拷貝，美國人則名其曰校正拷貝，德國人叫做零拷貝，法國人會說標準拷貝，而義大利人卻稱之為優勝拷貝（戈達爾訪談語）「。誤差的積累導致錯誤，當征服自然的虐力回饋到我們自身，則是人類的作繭自縛與自我奴役。難題之所以難解，或許真的是因為語言詞彙無法對其準確描述。如果語言的侷限越來越讓世界難以維繫溝通，何不對其說再見？取代語言吧，去尋找一種存在於身體內部的，可以達成某種協議的機制去互通資訊，就像電影裡啼哭的嬰兒或者那條狗，它始終「沉默不語」，卻可以在大自然里盡情打滾撒歡，真正享受某種自由本真的狀態。   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