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著影評外衣的書評或雜交文本的讀解

音樂劇《悲慘世界》的結尾，冉阿讓在教堂的燭光中安詳地進入天堂後，重現的卻是革命的激盪場景，似乎街壘才是冉阿讓的歸宿——天堂就是街壘。音樂劇對雨果的把握是準確的，它揭示了雨果在塵世建立天堂的理想。雨果的人性烏托邦就是天堂的投影，革命與救贖是相通的。
雨果與狄更斯共享一種宗教資源，雨果卻有了截然不同的革命觀。他超越了陳腐的說教，真正把宗教視作一種拯救的力量，投入到現世的鬥爭中去。他無法從神學的立場出發對黑暗的現實置身事外，他相信人可以在現世依靠自身獲得清白——這是一種自我拯救。雨果的作品處處流露出宗教色彩，同時又遠遠超越了宗教本身的侷限。這一傾向在《九三年》中得到進一步強化：《悲慘世界》中還有一位聖人一般的神父，《九三年》就完全是革命者的故事了。
為什麼一定要成全珂賽特和馬里尤斯？珂賽特是冉阿讓想像中那個無罪的自己。他直面那岩石般堅硬的悲慘歲月，熔煉成最溫暖的愛，獻給珂賽特。珂賽特的幸福是冉阿讓自己的救贖。
同樣，珂賽特也像徵著我們這個悲慘世界所想像的未來。雨果把革命看作接近珂賽特的途徑：為了珂賽特，冉阿讓再次打破鎖鏈。之前冉阿讓的越獄只是野獸的自由衝動，這一次，他已經是一個革命者了。
這就牽涉到雨果的革命核心，牽涉到「罪」與「贖」的具體涵義。冉阿讓在我們看來本就是無罪的：社會使然！但雨果堅持一種原罪的觀念。這種原罪是全人類共同背負的，它來自這個「悲慘世界」本身。冉阿讓縱使屬於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他也仍然被編織於罪惡的結構之中。歷史的黑暗年月使人變成獸，這是我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和必須承受的重擔。作為救贖的革命針對的就是這個世界——無論是外在的國家機器還是內在於心靈。國王殘暴，法律虛偽，那就用槍打倒他！平民墮落，風俗野蠻，那就用愛感化他！冉阿讓用盡一生的力量肩住黑暗的閘門，給了珂賽特一個沒有原罪的清白世界，這就是他革命的成就（也是沙威自殺的原因，因為沙威無法接受一個無罪的世界——劇中「冉阿讓的世界」，在他眼裡，所有人都是嫌疑犯）。
在這個意義上，革命的暴力與「人類之愛」才可以統一起來，成為雨果思想的核心，看似矛盾實則一貫。冉阿讓懂得了愛故而成為革命者。雨果的愛具有內在的否定性和實踐性，它是普世的，但卻不是抽象的。它排斥那種易於被體制化的溫情（如狄更斯），而用一種排山倒海的力量取而代之。
但雨果同樣會面臨困境：這種愛是否遵照任何形式的原則？我們浪漫主義的激情，要接受什麼樣的指引？在冉阿讓決定自首時，他是否念及失業的工人們將要面對與芳汀類似的命運？雨果當然要把冉阿讓寫成一個聖人，他的選擇必需要彰顯這一崇高的主體，亦即突出他自己的「良心」。所以雨果思想的本質是個人主義的，它無法迴避集體實踐與眾人意志的質問。理想與現實的革命/博愛產生脫節。它是一個烏托邦，一個遙遠而崇高的許諾——和天堂一樣。
這個烏托邦不含任何貶義；相反，這是我們這個反烏托邦時代最高的褒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