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之遙》與「槍斃閻瑞生」——姜文的對與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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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斃閻瑞生」與《一步之遙》

1920年，民國時期的上海灘出現了一起驚世大案，賭徒閆瑞生夥同兩個街頭混混殺死紅極一時的名妓王蓮英。案件輾轉數月告破，閆瑞生當年即被執行死刑。但此案因其話題性一石激起千層浪，數年中，在文藝界掀起一波又一波創作潮。
2014年12月18日，姜文導演的電影《一步之遙》（後文簡稱《一步》）在全國院線上映。上映之前，該電影因審查問題推遲首映禮。電影全國上映之後，諸如「看不懂」「太自戀」「睡著了」之類的差評迅速席捲網路和各路媒體。即便有業內人士站出來為電影竭力辯護，但最終也未挽回這場姜文電影的票房口碑雙重滑鐵盧。這部電影也成為2014年最具爭議和話題性的作品。
上述兩件相隔84年的事情，似乎之間並無相關。但近年來對民國題材尤其感興趣的姜文，在《一步》中正是選用了「閻瑞生案」作為故事原型。

從閆瑞生到馬走日

閆瑞生案中的兩個核心人物，是兇手閆瑞生，與被害人王蓮英。在《一步》里，這兩個核心人物變成了馬走日與完顏英。那麼現實案件中人物與電影作品中的角色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閆瑞生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儘管他的祖籍是河南湯陰，但其父母在上海做生意，並生養了這個獨子。閆瑞生所居住的上海，是一個人口只有百萬左右的小縣，沿著黃浦江建造，老城和租界界限分明。他出生於1895年，當時中國局勢動盪，外敵入侵如火如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馬關條約簽訂，「公車上書」、廣州起義先後爆發。
這一時代背景在《一步》中有所借鑑，馬走日兩次講到自己在北京皇宮中的經歷：大清危亡之際，他勸說慈禧太后推行新政，穩定政局。但電影模糊了具體的歷史年份。這是姜文在電影中的習慣做法。但以此推論，電影中的馬走日並非是上海人，而是因在清朝覆滅、北京無立足之所後，逃到了上海。
電影中唯一一個接近上海人的角色，只有王志文飾演的戲曲大腕兒「王天王」以及那英飾演的「豎彎鉤」。其他諸如項飛田、武大帥、武六武七、齊賽男等一干角色都具有北方背景和人物氣質，而另一主角完顏英更是被配了一口純正的京片子。所以《一步》是一群北方人在上海灘發生的故事。
在《一步》之前，所有對閆瑞生案有所涉及的文藝作品，都遵照史實，將其置於一個「惡人」的位置。甚至無數次試圖挖掘閆瑞生幼年時的經歷，認定其從小就養成了貪婪、殘忍、報復心強的個性。例如反覆被談及的閆瑞生四歲時搞的一個惡作劇——1899年閆父生日，一個姓黃的孩子來他家吃麵慶賀，閆瑞生將事先抓好的一把蒼蠅，搗成肉泥，拌入對方的面里。那個孩子吃完後上吐下瀉，一整夜疼得死去活來。而閻瑞生這麼做的原因，是那個孩子數日前曾經惡作劇，在他喝的豆漿里放了一點香灰。
這種「事後諸葛亮」的追究並無太多意義。倒是閆瑞生在死前的自述裡的追憶能夠觸及他個性的發展脈絡。自述中，閻瑞生坦陳他「素性好賭」。13歲那年，他曾將他母親給他的10元大洋，連同他「朝夕飼養」的兩隻蟋蟀一起押在了蟋蟀盆邊，「以博勝負」。不料，剛一交手，他的蟋蟀便就落荒而逃，鎩羽而歸，氣得他當場就「將所養蟋蟀，兩頭一齊捏斃」。 （註：《閻瑞生自述》，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３頁）事後，他對母親撒謊，說她給他生活費丟失了。1913年，18歲的閻瑞生進入上海震旦學院讀書這座法國背景的新式私立大學，在建立之初引起了很大反響。梁啓超獲知此事後，曾欣然寫道：「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欲狂喜。」
閆瑞生進入這一名校，顯示出其優秀之處。但雖然學校里校規嚴格，他仍然經常「買醉於酒樓，尋芳於妓院」，或「於晚間休課時，與三五同學，同居寢室，擲骰以博勝負」。為躲避校方檢查和處罰，他用豆腐乾做成賭博用的骰子，「既無聲息，又無痕跡」，賭完還能「吞而食之」，因此被他視為「絕妙之賭具」。（註：《閻瑞生自述》，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４頁）
這些肆無忌憚的違規行為日積月累，最終讓學校忍無可忍，閻瑞生在畢業前夕被校方除名。而他的家庭仍寄希望於他浪子回頭，繼續供給他生活費，他轉而考入北京交通傳習所，並最終完成學業。
進入社會之後，他奉父母之命成婚，但並不盡心養家。他先後在華北銀行、良記公司和法租界電車公司供職，每月收入並不少，經濟獨立並且有所餘力之後，他又將自己的收入投入在賭桌之上。所以，現實中行兇的閆瑞生，是一個已婚的老賭徒。
了解了閆瑞生，我們再看馬走日，與閆瑞生這個真正的殺人兇手不同，從電影開幕後馬走日的自白開始，這個角色就被設定成了一個「好人」，姜文完全捨棄了對馬走日這個人物角色早年經歷的追究，而是一開始就迅速設定了聰明、講義氣等角色優點。到後來馬走日捨身救項飛田、因維護完顏英名譽而不惜被抓、在逃亡中維護武六的各種情節，更是將一個有情有義的北方漢子的形象完全立了起來。
所以說，如果「閆瑞生案」，講述的是一個「小壞蛋長大後成了大壞蛋，殺人越貨之後法網難逃」的故事；那麼《一步》講的則是另一個故事：一位「好人」如何在「冒險家的樂園」翻雲覆雨，之後卻誤殺好友，逃亡許久之後最終被各種利益、積毀銷骨的人言所殺。


「花國大選」

既然電影故事的性質已經與現實案件發生了逆轉，那麼我們必須看一下受害人發生了什麼改變。
《一步》中的完顏英是連續三屆「花界大選」的「總統」得主（原台詞為「花國總統」，後因電影審查未過，改為「花界」）。如前文所講，完顏也是來自北京，在馬走日口中，她為滿清皇室遺孤，貴為「格格」，因清朝覆滅而流落上海。在上海灘這座「冒險家」的樂園，她本身就是「冒險家」的一份子。電影並沒有過份強調其「妓女」的身份，而是在花界大選及之後的情節中反覆描繪她的聰慧、高貴、善良、大氣、浪漫、有理想等品質。她並非情竇初開的少女，卻保留了炙熱動人的初心，她悲劇性的結局為這個傳奇般的人物奏響了最強音。
而現實中「閆瑞生案」的被害人王蓮英，本是蘇州甪直人，小時候，「秀外慧中，洵屬可兒」。她的生父名叫許阿桂，嗜好賭博，吸食鴉片，最終窮困潦倒成為無賴。而王蓮英的母親，出身貧賤之家，個性放浪，人品低劣，不務正業，平日裡為人做媒拉線為生。為了獲取錢財，王蓮英的父母二人將女兒賣給妓院為娼，這家妓院位於上海今天的雲南路，老闆姓王，故蓮英從此改姓為王。
與電影的角色設定不同，歷史上的王蓮英只參加了一屆「花國大選」，並且最終名次為票選第三名，被封為「花國總理」。
那麼，這項歷史上存在的「花國大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花界選舉之類的遊戲從古代就有，明代小說家馮夢龍的《醒世恆言》中，就有一篇《賣油郎獨佔花魁》的小說，女主人公即是才貌雙全、名噪京城、被稱為「花魁娘子」的名妓莘瑤琴。
所謂的「花魁」，多是由古代的文人雅士尋歡作樂時，見到美人，爭相吟詩作賦、吹捧盛讚，以致美名遠揚，往往沒有什麼正式的選舉，而只是民間的非正式稱謂。
一旦得到「花魁」稱號，妓女就會身價倍增，尋芳獵奇者源源不斷。北宋末年深受宋徽宗寵愛的絕色名妓李師師，明末以李香君、柳如是、陳圓圓為代表的「秦淮八艷」等，都是一個時代的花魁。
花魁的稱呼後來有所改變，1897年，李伯元創辦《遊戲報》，首開媒體花榜評選，稱狀元、榜眼、探花；進入民國，又隨政局變化而演變成總統、總理和內閣各部長。
1917年，上海新世界遊樂場的老闆黃楚九重金收買《戲劇報》主編鄭某，讓其幫忙策劃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花國選秀」——第一屆「新世界群芳選舉」，藉此評選上海「花國」名妓。
這位黃楚九老闆是當時上海灘的風雲人物、娛樂大亨。他又名黃承乾，字磋玖，浙江餘姚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的後代。
黃楚九早年隨母親學習家傳中醫醫術，後在上海開設診所。1890年放棄中醫，改營西藥，開辦中法藥房。在經營過程中很擅長利用廣告宣傳等手段，一擲千金，回報也相當豐厚。1912年，黃楚九正式進軍娛樂業，在上海開設新舞台。次年創設「樓外樓」屋頂花園。
1917年他與人合夥在跑馬廳一角開設「新世界」遊藝場，生意興旺。但很快合夥人把黃一腳踢開。黃憤極之餘，再在跑馬廳一角開了「大世界」遊藝場，規模超過「新世界」，上下五層，各種地方劇（揚劇、常錫灘簧、申曲）、彈詞、說書、清唱、文明戲、戲法等等應有盡有。成為上海灘一處地標性景點，但凡來上海的外地人，都要到大世界來一飽眼福。同時「大世界」也成藏污納垢之地，娼妓眾多，大白天也肆無忌憚地拉客，正派人視此地為畏途。
晚年，黃楚九的各種投機生意遭遇挫折，又頻頻遭黃金榮、杜月笙等人打擊，急恨交加，重病加身。1931年1月19日病逝，享年五十九歲。
黃楚九白手起家又由盛至衰的過程，是當時上海灘紙醉金迷世界的一個縮影。
第一屆新世界群芳競選大賽，將四馬路周邊大約兩萬多名妓女都召集起來，登台獻藝。一張選票對外售賣賣一元大洋。
法國學者安克強在其著作《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中討論過這一屆的「群芳大會」說：「儘管被選舉的對像隻是一些高級妓女，但它看上去卻更像是一場選美比賽。同時，花榜的形式也不再模仿科舉制度，而是模仿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它選舉產生的是『花國』的代表，從總統、副總統一直到參政院的參政，另外還有各部的總長、次長。這實質上是對北京政府的拙劣模仿。此外，就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投票資格也是根據財產來決定的。一個嫖客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大量的選票投給某個高級妓女。」（註：安克強：《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一版，７０頁）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的《新世界》報刊登報導，決賽當天，王蓮英一身男裝，「淺灰袍褲金分身」，款款登上共和廳正中的歌台，放聲唱了一曲盪氣迴腸的《逍遙津》，頓時贏得滿堂彩。
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３日，第一屆「新世界群芳選舉」揭曉，花國總統由另一名妓徐第奪得，花國六部總長頒給小林黛玉。王蓮英則當選為花國總理。（註：《新世界》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２４日第二版）
隨著「花國總理」的金字匾額連同「蓮錢出水千人選，英武能言四坐春」的對聯赫然掛起，技壓群芳的王蓮英也就改弦更張，鳥槍換炮，以當紅明星的標準，重新開始包裝自己。
為了出風頭，她「對於衣服飾物唯奢是求，手指上常御大鑽戒，光耀炫目」。 她將普普通通的金銀首飾全都看做破爛一般，凡是國產的綾羅綢緞就更不往眼裡去。她要穿就穿進口的嗶嘰料子，要戴就戴如假包換的南非鑽石。（註：郁慕俠：《大少爺謀害妓女》，《上海鱗爪》，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第一版，１９４頁）後來她又在上海有名的別墅區小花園，購買兩幢新式房屋居住。（註：海虞懊儂生：《花國總理蓮英被害記》，上海圖書館１９２０年７月第一版，４０頁）如此奢華，不一而足。
而電影《一步》中的完顏英，「花界總統」連中三元之後，同樣也過上了奢華揮霍的生活。但與王蓮英為了個人享樂肆意揮霍不同，完顏英選擇的是另一條路，她將錢財甚至自己，都「奉獻」給了上海灘需要慰藉的人們。完顏英更像是一位博愛佈施的女菩薩，幾乎算是擺脫了塵世中人貪享金錢和愉悅的劣根性。而她唯一的追求，只剩下找到屬於自己的愛情。
所以，現實中的「花國總理」王蓮英，因為奢靡的生活與派頭，招來了財迷心竅的閆瑞生。而電影中的完顏英，奢華生活如過眼雲煙，她最後是死在自己浪漫的愛情想像中的。


喪命之夜

電影《一步》中，完顏英的死因始終沒有完全說明。其喪命之夜，完顏英向馬走日數次表白，乃至求婚，未得應允。她最後甚至舉槍威脅，以死相逼。一直敷衍婉拒的馬走日，最終只能用鴉片麻醉了她。二人乘上汽車，互相說著各種情話，直到來到郊區麥田。賞月、玩槍，最後要將汽車「開到月亮上去」。在幾乎半夢半醒的幻覺之中，完顏英的喪命，是沒有一個清醒的見證人的。次日一早，車已毀，人已亡，醒來的馬走日帶著畏罪心態和負罪感，擇路而逃。
歷史上的1920年，閆瑞生已經徹底淪為一個流氓賭徒，日夜混跡於聲色犬馬場所、沉迷在輪盤骰牌之中，經常因還賭債而到處借錢。端午節前，閻瑞生丟了工作。毒癮上頭的他找到老相好——妓女題紅館，說自己最近手頭緊，討了一枚鑽戒，過幾天就還給她。轉頭把鑽戒當了600大洋，去了江灣跑馬場賭博，結果一下子又把錢輸光。
這一下閆瑞生完全走投無路，成了一隻被逼到牆角的餓狼。慌不擇路之下，他竟然開始動了「搶劫」的心思。而他的目標，就是題紅館的姐妹——王蓮英。王蓮英天天佩戴名貴首飾招搖過市，煽起了他的貪婪和瘋狂。
於是閻瑞生找到兩個酒朋賭友，茶葉販子吳春芳和方日珊，說服了他們一起幹一票。1920年6月9日，在經過連續幾天的偵查後，閻瑞生決定行動。他向好友「富二代」朱子昭借了輛轎車，與吳春芳、方日珊約定時間地點。然後前往約好的牌局上誘騙王蓮英。
閻瑞生謊稱要帶王蓮英去街上兜風。在當時的上海，轎車算是稀罕的奢侈品，能坐著兜風相當風光，王蓮英答應了。他們的車子經過弄堂口時，吳春芳、方日珊上車。
第一步得逞的閻瑞生將車開出上海四馬路，拐入西藏路，再進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然後一直西行到曹家渡，經北新涇到虹橋，又向東到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再調頭向南。及至抵達市郊，天已完全黑了。路旁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麥田，到處黑壓壓的，沒有一個人影，閻瑞生決定下手了。
關於王蓮英的被害，在《閆瑞生自述》里寫的詳細情況是這樣：「見路邊有一大片麥田，便停車，說是下車小便。王蓮英並不以為疑。閻走後，吳春芳與方日珊則將王蓮英從車子裡拖了出來，掏出事先準備好的哥羅方藥水往她嘴裡灌，使其昏迷」；之後，他們「又用麻繩在她的脖子上緊緊緊緊地勒了十幾道」。及至閻瑞生回來，「發覺王蓮英尚有氣息，恐其復活過來，就叫吳春芳與方日珊再度使用藥水，再將王蓮英勒死」。（註：《閻瑞生自述記》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
但是，《槍斃閻瑞生》一書（上海新聞編譯社１９２０年冬月第一版）中則說閻、吳、方三人，一起動手，誰也脫不了干係。
《槍斃閻瑞生》說王蓮英被按倒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對閻瑞生說的。王蓮英說：「哥哥，你要錢，我給你錢好了。你不要弄死我的命。」閻瑞生「當時跳上去」，只顧拿帶有麻醉作用的哥羅方藥水「往她嘴裡灌注」。吳春芳和方日珊將王蓮英勒死後，即「將被害人身上所御之大小鑽戒各一隻，珠項圈一個，碎鑽耳環一對，碎鑽挖耳一支，碎鑽手鐲一隻，碎鑽別針二隻，金手錶一隻，金小鏡一面，盡行劫下」，藏入衣袋，後又給了閻瑞生一部份。閻瑞生讓他倆「移置蓮英於低處免為路人所望見」，自己則原路返回，「將汽車交還朱家車伕」。又「往各處應酬」，努力給人一不在案發現場、二沒有作案時間的假像。（註：《槍斃閻瑞生》，上海新聞編譯社１９２０年冬月第一版，１６頁）
一個鮮活活的生命就此變成了「三尺孤墳，淺草乍碧，一抔黃土，夕照余哀」。（註：海虞懊農儂生：《花國總理蓮英被害記》，上海圖書館１９２０年７月第一版，５６頁）
關於閆瑞生為何要殺王蓮英，還有另外一個說法，《上海花國總理蓮英慘史》的作者海虞懊儂生認為，閆瑞生對王蓮英有強烈的佔有慾，並因王幾次拒絕而恨意大生。閻瑞生常常找王蓮英喝花酒，但王三番兩次拒絕他的要求，後來閻瑞生又得知王蓮英有一位姓楊的舊情人，醋意大發。（註：海虞懊儂生：《上海花國總理蓮英慘史》，上海沈鶴記書局１９２１年菊月重刊，１５頁）
按照這一說法，閻瑞生最後決定殺人越貨，固然有其洗劫財物的故意，同時也有報復王蓮英的心理。
那麼電影裡，馬走日對完顏英，有真正的愛情嗎？筆者認為應該是沒有的。儘管馬走日喜歡完顏英的人品和高貴氣質，但電影中表現出來的，他對完顏英是戰友般的深情厚誼。我們並不排除馬走日心中有愛慕之情，但直到完顏英死，都沒有發展成真正的愛情。而他為了完顏英打了鍾三兒，也正如其自己解釋的：鍾三兒特別討厭。完顏英死後，馬走日表現出的懺悔，也完全不是誤殺愛人後痛徹心扉的懊悔。



逃亡之路

筆者認為電影《一步》中，馬走日發現完顏英死後選擇逃亡，並不合邏輯。首先，死亡原因事實清楚，二人吸食大煙，深夜車禍致死，馬走日有責任，但非刑事責任；其次，警官項飛田是馬走日的兄弟，武大帥之子武七是他的合作夥伴，也相當於靠山；再次，上海灘本就是紙醉金迷之地，有錢能使鬼推磨，馬走日在上海灘覆雨翻雲，必然也有錢有勢。綜合這三點，按照角色和情節設定，完顏英死後，馬走日不應該慌不擇路，直接逃跑，完全沒有必要。
但是，如果馬走日不逃走，這戲也就沒辦法往下演了。所以，儘管動機並不夠有力，但馬走日還是逃了。
關於逃亡，歷史中閆瑞生的逃亡雖然時間長達兩個月，但情節相對簡單。王蓮英死後5天，1920年6月15日早晨，屍體被上海西區徐家匯鎮的村民發現，仰面朝天，頭髮蓬亂，腳上有襪無鞋，頸上還纏著繩索。
幾乎同時，大馬路（今南京東路）上的老閘捕房也接到報案，說曾當選為第一屆「花國總理」的高級妓女王蓮英，與嫖客朱某，同乘牌號1240號的汽車，隨身插戴價值幾千餘元的金銀首飾、珠寶鑽石，外出遊玩，再沒回來。於是閆瑞生的嫌疑犯身份很快就確定了。
閻瑞生暴露身份當天，逃往了60裡外的松江佘山一座天主教堂。隨後偷偷潛回位於如今上海西郊青浦的岳父家。岳父隨後發現他的罪行後，不肯包庇，閆瑞生不得已又喬裝打扮，乘「太古瀛洲」號輪船逃往青島。此時，上海地方檢察廳與租界巡捕房已經聯名發佈通緝令。
他想要像那些前清遺老、民國罪魁一樣，託庇洋人勢力，逃避法律制裁。但此時他早已是驚弓之鳥，在青島遇到一個算命的，信口開河，說有女鬼追他，只有遠走高飛，投親靠友，才能逃過此劫。於是他又倉惶而走，坐火車到濟南，月底又到徐州，計劃逃回河南湯陰的老家。當晚在火車站，一個路警發現了身上空無分文的他，並與同事協同將其逮捕。
１９２０年８月８日上午７點３０分，閻瑞生被移提到上海，暫押老閘捕房。至此，此事件已經進入尾聲了。
而在電影中，馬走日的逃亡是影片的過渡，也是高潮之前的鋪墊，可謂一波三折。首先馬走日本可以求得武大帥的赦免，最終卻「舍己」救了項飛田；隨後他還可以舍下面子求武六救他，但最後還是選擇了獨自逃亡，消失在上海灘茫茫夜色之中。
然而，本來已經銷聲匿跡的他，近乎成功逃脫法網了，卻因為「王天王」的一齣戲而再此露面，又因極力想維護完顏英的名譽而暴露自己，以致被捕。
這還不算結束，被捕之後，圍繞「救他」和「殺他」，更多的故事發生，也引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電影也藉此展示了芸芸眾生紛繁姿態：以惡俗媚俗求名利的王天王、賣友求名的項飛田、殺友求權的武七、自有一套生活邏輯的齊賽男、外強中乾的武大帥，以及為愛奮不顧身、背叛家族的武六，這些人都在馬走日接下來的逃亡過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可以說，《一步》前面的大概一個小時，完顏英死之前，都是電影的鋪墊，從完顏英死後，這部電影已經基本與「閆瑞生案」無關了。而後面馬走日逃亡，才是導演姜文想要表達自己拍攝思想的重頭戲。相對於一場案件本身，姜文更感興趣的是案件捲入的各種當事人的心態，以致案發後眾位無關人等的各種反應。
電影裡演出獨角戲「槍斃馬狗日」的王天王，也是有歷史原型的：汪優遊，又名汪仲賢，是舊上海著名的時裝新戲演員。汪優遊本是上海市民喜愛的「風流小生」，因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思想大變，求以戲劇為工具，引導觀眾注意社會問題。在「閻瑞生殺人案」發生之後，汪優遊受其啟發，於是自編自演了舞台劇《槍斃閻瑞生》，據說上映之後也是場場暴滿。
而對馬走日一往情深的武六，身上也有一點閆瑞生老相好題紅館的影子，在閆瑞生賭債纏身時，題紅館曾幾度施救。
總之，一場原本平平靜靜的「閆瑞生歸案記」，在電影中變成各懷心事的人相互角力，先是一場各方鬥智鬥勇的文爭，再來一場敵我飛車槍戰的武鬥，姜文將「槍斃馬走日」真真假假地折騰了個夠，而這種折騰，對於一部電影來說：「戲劇性」的程度都是高於普通觀眾接受水平的，更像是高於生活、濃縮生活，甚至上升到荒唐程度的舞台話劇。姜文將一出實驗性很強的話劇搬上大螢幕，這也是電影票房最終「敗走麥城」的重要原因。


閆瑞生與馬走日之死

在砰砰梆梆的槍戰戲裡，馬走日幾乎像是被敲鑼打鼓送上了「死刑台」。此時，這位末路英雄已經完成了與電影中各方勢力的決裂。
在好萊塢的超級英雄片裡，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橋段，整個世界被邪惡勢力幾乎完全佔領，形勢如大廈將傾，超級英雄傷痕纍纍，退守一隅，只有一位夥伴（或愛人）相伴，成為了世界唯一的光明和希望，然而這盞殘燭，在狂風暴雨之中也搖搖欲滅，而這個時刻，英雄需要做點什麼，來逆轉乾坤！
被圍困在巨大風車之上（「風車」的出現當然也並非隨意的，正是姜文對唐吉可德大戰風車的致敬）的馬走日，正是這樣一位超級英雄。
在論述這位螢幕英雄之死前，讓我們先了解一下真實的閆瑞生之死。
1920年8月19日上午，公共租界會審公開庭審閻瑞生，閻對謀財害命供認不諱，並供出了拉人入伙、劫財殺人、逃往外埠等細節。
８月２０日午後，租界當局本擬在第四公堂審理王蓮英被閻瑞生等人謀害一案，實在因為聞訊前來看熱鬧的市民太多太多，造成公堂內外秩序大亂，不得不臨時改為樓上第二刑庭審訊，想要圍觀的人大半不得入內。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午後，租界當局「著令起解」，予以引渡，將閻瑞生、吳春芳「押乘汽車至北火車站，乘快車至新龍華站下車」，交給了淞滬護軍使署軍法課。（註：《閻瑞生吳春芳已解護軍使署》，《申報》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８日）
９月２３日，公共租界總巡捕房總稽查處發出通緝令，說安徽徽州府歙縣蘇村人方麗山，即方日珊，「為因與西曆一千九百二十年六月十五號，在虹橋路荒地，謀斃妓女蓮英一案有關係，業由會審公廨出票拘拿在案，因此合行通緝。」（註：《通緝蓮英案內方麗山》，《申報》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４日）
１０月８日，蓮英案訊理終結，閻瑞生和吳春芳當堂對質。閻瑞生死到臨頭，依然百般狡辯。
吳春芳問：「閻瑞生，你憑良心說，不但謀害是你起意，繩子是你叫帶的，當時在麥田內還拿藥水瓶子灌那個女人，你這還不是要把她弄死嗎？你還想把罪推在我一個人身上？」
閻瑞生說：「我現在已經承認了。我圖劫蓮英之財，不能不將她謀害。堂上如能成全，總求格外加恩。」
淞滬護軍使署軍法課課長一聲冷笑，展開判決書就讀：「被告閻瑞生，事先起意，臨時實施，其為本案首要，固無疑義。被告吳春芳，聽從被告閻瑞生邀約，轉糾在逃之方日珊，共同實施，實為本案共同正犯，且核其犯行至為殘忍，實為窮凶極惡，罪不容誅。被告閻瑞生吳春芳二名，均應按照懲治盜匪法第三條第二款之規定，判處死刑。」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午後２時，閻瑞生和吳春芳被押赴位於龍華西炮台大操場的刑場，執行槍決。當時刑場附近，水泄不通，萬人空巷。「觀者傾城而出，吳淞小火車，至車頂上亦載乘客」，圍了上萬人。閻瑞生雙目緊閉，一聲不吭。吳春芳則高唱西皮二黃，大聲辱罵「爛污婊子害人」。
據《申報》記載：「圍觀者之中，有一女子，年約二九，於執行後，乘汽車同至龍華橋相近，大哭不止。有人傳說，即系題紅館，究竟是否，不得而知。」上海灘的故事，往往有個撲朔迷離的結尾。
閆瑞生案的結局，是法網恢恢、兇手伏法的一個簡單故事。給人留下更多談資的是，閻瑞生服刑之前，在獄中留下了一部長達數萬言的「自述」。他在「自述」的最後寫道：「昨天我從巡捕房裡出來，只見慈母淚流滿面，知道是在為我痛心萬分。我是一個獨子，從小到大，沒有一天不受到慈母的溺愛。平日濫嫖狂賭，慈母總是聲淚俱下地告誡我說：『你要不是早日悔悟，我一定會看見你自食惡果的一天。』我以為老生常談，過耳就忘。及至今日，後悔莫及。真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完全可以作為人世間一切作惡之人的教訓！」（註：《閻瑞生自述記》，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１８頁）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關於「閆瑞生案」的史實到此就結束了，似乎更像是一篇近代版的「醒世恆言」。閆瑞生的這篇個人回憶錄後來被出版，公之於眾，更是為日後各種形式的再創作給足了原始材料。
與閆瑞生死前長長的自述陳情類似，電影《一步》中馬走日被圍困風車台上後，也做了一通長長的自述，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向眾人說了個分明。這場戲如同一場對馬走日的審判上的被告法庭陳詞，只不過這場審判，以青山綠草為法庭，以天地為法官，以眾生為陪審團。
與閆瑞生一樣，馬走日知道自己的結局是「必死」。閆瑞生在死前留下自述，警示後人，他的死留下的是一個嘆號；而馬走日的死，留下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為什麼一個好人最後落得一個「必死」的下場？為什麼世間事如許黑白顛倒，不容真相？以及為什麼本有機會逃生的馬走日，卻幾次三番放棄生路，最後選擇了一條死路？而這條死路並不是一場正義的審批，而更像是一種自我獻祭嗎。


身後之事
姜文的電影，最後落腳於一個問號，但這個落腳點還是比較紮實的。與「閆瑞生案」相比，姜文想要的，並非一句對世人「善惡終得報，天網自恢恢」的「警世通言」，而是對「真作假時假亦真，無為有時有還無」這句話的闡釋和追問。
這種闡釋和追問是有價值的，這是一個相當「藝術片」的主題。但姜文為了吸引更多觀眾去看他電影最後的追問，也為了迎合市場和取悅投資方，為這個晦澀的主題做了一次華麗炫目繁瑣花哨的包裝，就像把一顆以毫米計算直徑的鑽石，密密麻麻包裹了一座房子那麼大的外包裝，鄭重其事地送給觀眾。
讓觀眾一層層剝開去尋找鑽石，首先這種行為被觀眾認為是「自戀自負」，而過份華麗的包裝被認定為「浮誇」，大多數觀眾沒有耐心拆到最後。而有些堅持拆到最後的觀眾，發現滿坑滿谷的包裝紙，相比之下，小小的一粒鑽石幾乎被淹沒，變得微不足道了。
所以，這次姜文借「閆瑞生案」做的一次自我世界觀的陳述，內心真誠，外表玩世不恭，自己想法太多，玩「亦真亦假」的遊戲，玩丟了觀眾，也在所難免了。
讓我們回到真實的歷史中去。「閻瑞生案」從發生到結案，都稱不上複雜。但此事最值得說的不僅是案件本身，更多是案子發生後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反應。
1920年6月15日，王蓮英的屍體在麥田被發現，第二天報紙就刊登了此事。到了7月2日，《申報》上就刊登了一則廣告，說他們要出版《蓮英慘史》。之後各類報紙上大大小小的報導層出不窮，而《閻瑞生自述》、《蓮英痛史》、號稱「慘情小說」的《槍斃閻瑞生》之類的小冊子更是不一而足，紛紛登場，一時間充斥街頭報攤書肆。
9月20日，《字林西報》還撰寫了社論《蓮英與電影》，這篇社論說這起兇殺案的細節跟電影情節非常近似，很多電影橋段都是從這抄襲來的，比如兇手是三人組，受害者是漂亮不安份的女性，夜晚的兜風和兇殺等等。那段時間，上海灘流行放映好萊塢的偵探片。
1920年11月23日，閻瑞生在龍華被槍斃。11月24日，上海灘同時有兩部戲在演這件事，一個是在大舞台，一個是在笑舞台。大舞台演的是連台本戲《蓮英劫》；笑舞台演的是文明戲，也就是早期的話劇，《蓮英被難記》。
當時江南一帶的戲曲門類都改編過這個案子，在上海，最熱鬧的時候，一天有5家戲院在演閻瑞生案的戲，甚至京劇名角孟小冬也曾參演。上海百代公司在1921年2、3月份還出過一張唱片，錄的就是孟小冬的閻瑞生案唱段，叫《驚夢》。
1921年2月，在南市九畝地的新舞台也演了話劇版的「閻瑞生」，還在報紙上做廣告，說自己的戲跟別人的不一樣，力求還原當時的現場，舞台上有一輛真汽車做道具，甚至還在台上做了一個水池，以表演閻瑞生當年跳河逃脫的情節台。
在這種情況下，電影版《閻瑞生》的出現也順理成章。
電影《閻瑞生》跟上海興起的第一波電影產業潮是同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上海已經有人在拍電影，但規模都很小，電影時長很多只有10來分鐘。一戰後，進入上海的外國電影中好萊塢電影越來越多，大家意識到這是一個有利可圖的產業。電影對某些投機商來說是商機，如同炒股票一樣。
但電影版《閻瑞生》並非投機商人拍的。當時上海有一群在洋行里工作的年輕人，他們都喜歡電影。這群人裡有顧肯夫、徐新夫、陸潔等，他們和中國早期電影淵源很深，有些人一直從事電影行業直到1949年後。他們在1920年冬天建立了一個叫中國影戲研究會的組織，最初不到十個人。1921年1月份，他們在《申報》上登了預告，說他們正在編中國第一本電影雜誌。
資料顯示，1921年5月，他們在《申報》上登了廣告說自己正在拍閻瑞生的電影，自稱投資5萬元。問題在於，中國影戲研究社的這些年輕人從沒拍過電影，也沒有摸過攝影機。後來，商務印書館接了中國影戲研究社的這單活。商務印書館在1917-1918年間就成立了活動影戲部，但該館的主業仍舊是教材，他們對外宣稱自己拍的是教育電影，但其實是娛樂電影。電影《閻瑞生》的導演是商務印書館的，有資料稱導演可能是兩個人，一個是任彭年，一個是徐新夫；掌機人是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的廖恩壽，執筆劇本的是商務印書館楊小仲，他後來成為有名的導演，曾拍過《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1921年7月1日電影上映，中國影戲研究社包下來當時上海最豪華的電影院夏令配克影戲院——解放後更名為新華電影院。該影院位於現在的南京西路鳳陽路一帶。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夏令配克影戲院放映。做廣告的時候，他們還自我標榜說電影是「真實出演」，涉及到當時犯罪的地方，比如一品香飯店，王德昌茶葉店，佘山天主教堂，都是實景拍攝。
電影《閻瑞生》的票價當時是1塊和1塊5兩種，生意非常好。電影放了一個禮拜，每天晚上放兩場，第一場7點，第二場9點半。這整部電影有100分鐘，分為10本膠片，每本10分鐘。首映當周的週六白天，電影加映了一場。也就是說，在首周，《閻瑞生》共放了15場。好評如潮，轟動影壇。
當時有的影評家撰文寫道：「在真實性追求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創造，演員的表演因較熟悉劇中人，也有突破。」「編劇緊湊，男女演員均能適如其分，其中主要而最精彩者，為飾演閻瑞生的陳君，神情狀態活畫一墮落青年，觀之殊足發人深省，國人自攝影片竟能臻此境界，殊出意料之外。」但也有人批評《閻瑞生》宣揚「色情恐怖」，上海總商會曾要求取締，江蘇教育會也視《閻瑞生》「有礙風化」，提起取締之呈情。在輿論壓力下,部份地區禁映了《閻瑞生》和《張欣生》。
據1927年的《中國影戲大觀》所講，電影在第一個禮拜賺了4000大洋。之後更是不斷再映，並在全國輪演，大概一直演到1924年。
但自這部電影之後，「閻瑞生案」在文藝界便逐漸沉寂，只是反覆出現於講述民國軼事的各類書籍以及各種傳奇故事之中。
「閻瑞生案」重回大眾視野當中，是2009年相聲演員郭德綱表演的長篇單口相聲《槍斃閻瑞生》，但這一作品影響範圍較小。
以上歷史上所有這些基於「閆瑞生案」的文藝作品，都有「好看」與「不好看」的區別，但無一例外，結局都是兇手伏法、正義獲勝，它們除了滿足人們獵奇的心態，還附加了警示的道德目的。
時過境遷，如果我們單單把這個案子當做文藝創作的題材的話，其實已經被一嚼再嚼、難有新味。但筆者認為，即便姜文不費腦筋，將人物立場、故事情節原原本本變成電影劇本，加上大量愛情戲份、動作戲份和電影特效，再請現在的《一步》原班人馬來演，一部直腸子的愛情動作懸疑大片，其觀眾反響和票房結局，一定不比現在更差。
但如果是那樣，姜文也就不再是姜文了。他本意既是燒水做湯，而湯在濃時，他才從舊物堆中重新翻出「閆瑞生案」，抽筋剝骨，去除雜物，單選兩三味做食材，加入湯中佐味。豈料，這幾味佐料倒攪渾了一鍋湯味，於是，從閆瑞生到馬走日，一步之遙，卻讓人畏而遠之了。




參考資料：《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辭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第一版
《閻瑞生自述》，上海世界書局１９２３年８月第九版
《上海花國總理蓮英慘史》，上海沈鶴記書局１９２１年菊月重刊
《花國總理蓮英被害記》，上海圖書館１９２０年７月第一版
《槍斃閻瑞生》，上海新聞編譯社１９２０年冬月第一版
《上海妓女——１９—２０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一版
《大少爺謀害妓女》，《上海鱗爪》，上海書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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