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格雷馬斯敘事分析

    《親愛的》中的角色分析電影《親愛的》中尋子大戲的主角是田文軍和魯曉娟，而他們尋找的對象則是田鵬，發出任務的支配者和承受者同樣都是這對夫婦。然而我們發現，這部電影不僅僅表現這對夫婦的尋子之路， 電影實際上是分為兩段的： 第一段主要敘述田文軍在尋子路上的種種阻礙和坎坷， 第二段主要敘述李紅琴在喪失兩個養子之後的種種遭遇。基於此，我們可以將故事情節也分為兩個部份：即田鵬被找到之前和田鵬被找到之後。田鵬被找到以前，電影主要講述的是田文軍的尋子之路，

    其敘事結構如圖 2 所示：支配者（田文軍）———客體（田鵬）———承受者（田文軍）幫助者（同命人）———主體（田文軍）———阻止者（騙子等）

    田鵬被找到以後，電影主要敘述李紅琴的尋子之路，其敘事結構如圖 3 所示：支配者（李紅琴）———客體（吉剛、吉芳）———承受者（李紅琴）幫助者（高夏）———主體（李紅琴）———阻止者（福利院、丟失孩子的父母）圖 3我們將電影分為兩個部份之後， 很明顯可以看出，田文軍和李紅琴面臨同樣的失子之痛和尋子之難。作為兩個封閉的行為主體，在他們各自的尋子過程中，其動作和功能是一樣的。

普羅普在他的《故事形態學》中，曾經闡述過這一問題，在對故事中不變因素和可變因素的對比研究中， 普羅普發現：「變換的是角色的名稱（以及他們的物品），不變的是他們的行動或功能。 」由此， 他得出了這一結論：「故事常常將相同的行動分派給不同的人物， 這就使我們有可能根據角色的功能來研究故事。 」[5]而對於幫助者和阻止者來說，其身份又不能簡單地進行界定，例如，作為田文軍尋子過程中的一些幫助者，也因為種種原因而耽誤了最佳的解救時間。那些同命相憐的人既給予了彼此鼓勵， 又在無形中形成了對彼此個人意願的綁架， 作為李紅琴的幫助者的律師一開始也欺騙李紅琴。在電影中，兩個看似無法聯繫的家庭被李紅琴的丈夫和田文軍的兒子聯繫起來， 而這個聯繫的建構者已經去世了， 所以我們無法對這一事件中的兩個人做出道德上的評價。而正因為這一聯繫的中斷，我們便能理解作為田鵬收養者的李紅琴為什麼值得原諒， 同時也被我們視為弱勢一方。實際上，楊某雖然在故事中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一切的結果都由其導致，一切的行為痛苦都來自於他的舉動———「抱走田鵬」。可以說，造成尋找尋找43痛苦的始作俑者就是李紅琴的丈夫楊某。

    支配者（楊某）主體失去 獲得承受者：田文軍 田鵬（客體） 李紅琴獲得 失去圖 4從上圖我們不難看出，田文軍和李紅琴的關係並不是施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 也不是主體和對象的關係，他們在對待田鵬的事情上，走向了統一；他們在身份的認證上，逐漸地趨同。 他們最後的感情，並不是敵對，而是一種印證和憐惜。我們似乎也不能簡單按照格雷馬斯的角色分類，將李紅琴和田文軍對立起來，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雖然是孩子被拐走的承受者和獲得者，但是他們都是愛這個孩子的，這份愛是真實的。田文軍一開始對李紅琴恨之入骨， 後來看到她在施暴者面前下跪，又對她有些同情，最後完全被這個女人感動。


   這個故事不是講述弱勢者與弱勢者的對立，而是展現他們由對立走向合一後的那種無力感和對最美好人性的期待。 如果我們強行把李紅琴放在田文軍的對立面，未免對這個弱小的女人太過不公，因為她也處在夫權的控制與道德的綁架之中。因此，對於這部電影，上述人物很難用好壞來進行區分，我們不應該滿足於對他們進行角色分類，而應該清楚故事的發展是怎樣進行的。對於田文軍而言，田鵬找到以後，尋子之路應該算是圓滿結束了，但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講述田鵬的離開對於李紅琴的影響以及他本人與親生父母之間的再融合。本來，這種血緣關係是最無法解釋，也是最持久、最恆常的一種人倫關係，可是由於一段生活經歷的丟失，竟然造成了父子、母子之間的陌生感，這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我們在這個對立中不難發現，田文軍和李紅琴面臨同樣的失子之痛和尋子之難， 田文軍的尋子圖示最終得以封閉，因為他畢竟找到了自己的孩子；而李紅琴的尋子之路沒有封閉的可能， 因為她沒有機會再作為一個拐騙者的身份去領養任何一個孩子。這樣看來，到底誰是弱勢者？ 也許兩個人都是。

    三、否定中的情節推動格雷馬斯認為文本分析有兩個層次，即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 表層結構著眼於故事的情節、 人物的行動。 從表層結構出發，影片《親愛的》可分為兩大序列：田鵬被找到之前和田鵬被找到之後。在這裡，田鵬就是整個事件的承受者， 無論是第一次從親生父母那裡離開，還是在和李紅琴有感情後又一次被帶走，他一直處於一種被動和被迫適應的境地。所以，他是這一切行為活動的承受者。 從深層結構來講，格雷馬斯「以語言學為模式，首先力求找出故事內部基本的二元對立關係，再據此推演出整個敘事模式」。作為深圳的外來人口，田文軍和魯曉娟都屬於弱勢群體，而田鵬作為外來人口中的未成人，更成為了弱勢中的弱勢者。 他不僅在身份上有著外來人口的天然烙印，更在年齡上處於必需要依賴他人保護的階段。而在電影中， 對他的保護卻一次次地喪失。 我們不難發現， 丟失和被找到這兩個事件對田鵬這樣一個行為能力尚不健全的未成年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他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為了更好地展示弱勢群體在城市中所受遭遇的原因， 我們將核心的對立概念設為「融———斥」，如圖 5 所示：斥 融非融 非斥圖 5田鵬剛出生，田文軍和魯曉娟就針對兒子田鵬展開了一場語言教育的爭論。 魯曉娟為了讓兒子融進這個城市，竭力要教他說國語，而田文軍卻一次次用陝西話對他重複著「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板凳低板凳都是木頭」等方言味兒十足的俚語。 可見一開始，孩子就被不同的教育方式撕扯著。但當時畢竟是在深圳，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孩子將會在這一生活環境中不斷地融入到城市文明中去， 而李紅琴丈夫的一個舉動卻打破了這所有的平衡。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將田鵬使用的語言視為其對城市融斥關係的外在表現。方言作為他的自有語言，是44電影《親愛的》中尋子大戲的主角是田文軍和魯曉娟，而他們尋找的對象則是田鵬，發出任務的支配者和承受者同樣都是這對夫婦。然而我們發現，這部電影不僅僅表現這對夫婦的尋子之路， 電影實際上是分為兩段的： 第一段主要敘述田文軍在尋子路上的種種阻礙和坎坷， 第二段主要敘述李紅琴在喪失兩個養子之後的種種遭遇。基於此，我們可以將故事情節也分為兩個部份：即田鵬被找到之前和田鵬被找到之後。田鵬被找到以前，電影主要講述的是田文軍的尋子之路，其敘事結構如圖 2 所示：支配者（田文軍）———客體（田鵬）———承受者（田文軍）幫助者（同命人）———主體（田文軍）———阻止者（騙子等）圖 2田鵬被找到以後，電影主要敘述李紅琴的尋子之路，其敘事結構如圖 3 所示：支配者（李紅琴）———客體（吉剛、吉芳）———承受者（李紅琴）幫助者（高夏）———主體（李紅琴）———阻止者（福利院、丟失孩子的父母）圖 3我們將電影分為兩個部份之後， 很明顯可以看出，田文軍和李紅琴面臨同樣的失子之痛和尋子之難。作為兩個封閉的行為主體，在他們各自的尋子過程中，其動作和功能是一樣的。 普羅普在他的《故事形態學》中，曾經闡述過這一問題，在對故事中不變因素和可變因素的對比研究中， 普羅普發現：「變換的是角色的名稱（以及他們的物品），不變的是他們的行動或功能。 」由此， 他得出了這一結論：「故事常常將相同的行動分派給不同的人物， 這就使我們有可能根據角色的功能來研究故事。 」[5]而對於幫助者和阻止者來說，其身份又不能簡單地進行界定，例如，作為田文軍尋子過程中的一些幫助者，也因為種種原因而耽誤了最佳的解救時間。那些同命相憐的人既給予了彼此鼓勵， 又在無形中形成了對彼此個人意願的綁架， 作為李紅琴的幫助者的律師一開始也欺騙李紅琴。在電影中，兩個看似無法聯繫的家庭被李紅琴的丈夫和田文軍的兒子聯繫起來， 而這個聯繫的建構者已經去世了， 所以我們無法對這一事件中的兩個人做出道德上的評價。而正因為這一聯繫的中斷，我們便能理解作為田鵬收養者的李紅琴為什麼值得原諒， 同時也被我們視為弱勢一方。實際上，楊某雖然在故事中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一切的結果都由其導致，一切的行為痛苦都來自於他的舉動———「抱走田鵬」。可以說，造成尋找尋找43父母給的，又是父母竭力想要更正的。我們將說方言視為與城市文明的「斥」，而說國語視為對城市文明的「融」。我們可以將田鵬在電影中的生活歷程總結如下：（1）國語對於田鵬來說不是自己的語言；（2）父母教田鵬學習國語，即父母讓其融入城市生活；（3）田鵬學會了國語並且慢慢地融入城市生活；（4）田鵬被偷走；（5）田鵬並非是排斥國語的，也就是說並非是不融於城市的；（6）田鵬開始叫李紅琴媽媽，開始適應農村的一套生活方式；（7）田鵬融入了農村生活，客觀上加速了對城市生活的排斥；（8）田鵬又被找回；（9）田鵬又要開始融入城市生活；（10）由於田鵬曾被偷走，父母不再逼得那麼緊，不再急切要求其融入城市生活；（11）田鵬獲得了暫說方言的可能性。在文本的對立關係中， 如果走向動態的否定關係，則更能有效地推動故事的發展。 「對事物舊有狀態的否定，是情節推動最重要的動力，沒是否有定，情節就不會往前推進。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沿著父母為田鵬設置的路線來敘事，電影本身的敘述邏輯，就是在不斷的否定中進行的。 父母為了讓田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從一開始就教他說國語，而這一過程中，田鵬並沒有徹底放棄哪一種語言， 所以田鵬對城市生活的「融」與「斥」可以作為向前推理的第一對立面。在被拐走後，田鵬獲得了被迫習得另一種方言的機會， 而當他適應這種狀態時又被尋回。 對於觀眾來說，孩子被尋回無疑是大快人心的，而被找回的田鵬最終會被動地再次學習說國語，和城市一步步地融合。而這種狀態被打破後， 田鵬就又開始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在已經適應了農村生活之後，由於生活狀態再一次變化，他又失去了繼續排斥城市的狀態。 所以，他在被帶回到城市之前，與城市生活又是非融的。 顯然，他在進入城市之後，又要被教導訓練，試圖與城市完成二度融合。所以，又開始了糾正方言，學習國語的過程。而這次，並沒有那麼順暢，因為父母不再強制他融入城市。這次田鵬對方言的保持不是簡單地回到了原點，而是取得了一種合理性和可商量的空間， 並不像第一次那樣被強制執行。 因為這次自我保護機會的獲得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自己有了理由，而這種理由的獲得是因為自己被保護的徹底喪失。 他這種權利的獲得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他的父母了解到他還是弱者，在自我防禦體系建立之前，並不是那麼容易被同化。他的這種「斥」不是像剛出生時對方言的持有，因為他已經完全換了一種方言。 最後的一次否定並不是回到了原點，而是有兩個層面的否定：一是換了一套方言體系，二是這種權利的獲得方式。被尋回不僅否定了孩子繼續說安徽方言的合理性，而且否定了父母之前教授國語的成果，更為父母二人重新對孩子進行關注和思考提供了機會。 這種思考讓父母看到孩子在不斷被改造的過程中真正缺失的東西。 一開始，父母為了讓孩子更好地融入這座城市，擺脫外地人和弱勢群體的身份印記， 竭力教孩子說國語。 但到了故事最後，父母也許明白了，對孩子最好的關愛並不是改造他， 而是用愛和溫馨讓孩子感受到保護。 也許正是因為此，兩個人才又想到復婚，為本來就缺乏關愛的孩子提供一份完整的愛。田鵬對於自己的方言有一種天生的保護情結，但在這一階段，他又是極易被改造的。田鵬終於獲得了自己對於語言的固守， 而這種勝利是以自己保護的完全喪失為代價的。因為自己被拐走，所以在這個過程中被激發出了人性深處對血緣關係的記憶。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田鵬被找回後，雖然說另一種方言，其父母儘管還是會糾正他的口音，但學會了給予他空間，關愛他的心靈。 換句話說，田鵬獲得了保留自己現有方言的機會與權利， 這種權利的獲得是一種保護， 而這種保護的獲得竟然是因為保護的徹底喪失（曾丟失了三年）。   舉報